病请描述:众所周知,心房颤动(房颤)是临床最常见的心律失常,其主要危害包括:(1)血栓栓塞 据估计15-20%的中风由房颤引起,而这尚不包括肢体和脏器栓塞;(2)加剧老年痴呆 已有证据表明房颤可以加速痴呆进程;(3)心房扩大 一般房颤持续发作2-3年,心房容积可显著增加至150-200%甚至更多,而扩大的心房使房颤更易持续;(4)心功能丧失 由于房室收缩不协调,心功能丧失15-20%,加重和恶化已有的心力衰竭;(5)频繁发作可产生心悸、头昏、黑矇甚至晕厥、休克。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内科李宁目前房颤的治疗策略主要包括如下:(1)病因治疗;(2)电复律和(或)药物控制;(3)导管消融;(4)外科手术。 在上述各项治疗策略中,房颤导管消融治疗的有效性近年已经有大量研究证实,在指南中的推荐程度也逐渐升高[1-3]。近期有较大样本研究证实导管消融可以显著降低房颤患者死亡率、卒中和痴呆发生率[4]。本文对导管消融在近年房颤治疗指南中的筛选和建议作简单回顾和阐述。1、以根治房颤为目标的房颤消融 2010ESC房颤指南:(1)环肺静脉线性隔离术 肺静脉或肺静脉前庭是大多数房颤消融手术的基石,如果拟消融肺静脉则目标应是隔离全部肺静脉;对于环肺静脉线性隔离术,建议偏向前庭部位消融而离开肺静脉,形成围绕单个环肺静脉或一侧肺静脉的隔离环,有助于减少肺静脉狭窄,同时可以消融房颤维持的基质;(2)环肺静脉消融术 单纯以解剖学消融为终点而不要求环绕区域的电学隔离,由于存在消融间隙容易发展规律的心律失常,因此指南倾向于推荐环肺静脉线性隔离术;(3)对于持续性或长久持续性房颤一般须更多的基质改良,附加线性消融以连接解剖或功能上的障碍减少折返,存在大量不同的线性消融设计,在特定的患者何种附加线有效尚不清楚;(4)右房房扑消融 只要有临床房扑的证据或在消融术中发作房扑,建议消融三尖瓣环-下腔静脉峡部达到双向阻滞I(B);(5)单中心报告消融碎裂电位(CFAEs)而不隔离肺静脉,在前瞻性的随机研究中未显示更多获益,目前一般仅将碎裂电位消融作为肺静脉隔离策略的辅助方法,神经节消融作为肺静脉隔离术的补充,其价值目前仍未确定。 2011年ACCF/AHA/HRS房颤指南 肺静脉的电学隔离是基本终点,其它消融策略包括线性消融目前未标准化。2、以控制房颤心室率为目标的房室结消融 2006ACC/AHA/ESC房颤指南:(1)对于具有与快速心室率相关的症状或心肌病者,抗心律失常药物或负性变时治疗不能充分控制时,建议房室结消融同时植入起搏器;由于可能存在未预料的完全房室阻滞或在随访期心率有上升倾向,不推荐消融房室结的心房插入端而不植入起搏器;(2)左室功能正常或可逆者,可采用标准的房室结消融同时植入起搏器;(3)非心动过速导致的左室功能受损者,应考虑双室起搏,已行房室结消融和右室起搏者,应考虑升级为双室起搏。 2010ESC房颤指南:(1)在心率不能使用药物控制,同时药物难以预防房颤发作或有不能耐受的副作用,而导管消融或外科消融房颤无适应症、不成功或被拒绝时,导管消融房室结作为IIa类推荐(B);(2)在持续性房颤患者,有心脏再同步化治疗指征(尽管经合理治疗NYHA 为III级,LVEF<35%, qrs="">130 ms)时,导管消融房室结作为IIa类推荐(B);(3)在持续性房颤,在合理治疗以控制心率不充分或有副作用时,NYHA 为I或II级,LVEF ≤35%,消融房室结后植入CRT作为IIb类推荐(C);(4)当怀疑心动过速介导的心肌病,药物不能控制,直接消融房颤无适应症、不成功或被拒绝时,导管消融房室结作为IIb类推荐(C);(5)在未尝试药物治疗或导管消融房颤、或未尝试控制房颤或心室率的房颤患者,不建议消融房室结,III类推荐(C);(6)在经选择的房颤合并肥厚性心肌病患者,消融房室结同时心室持续起搏(促进间隔延迟激动)可能是有益的。3、以控制房颤心室率为目标的显性旁路消融 房颤合并预激者,2006 ACC/AHA/ESC房颤指南中,对于有症状的预激患者,尤其是具有快心室率或具有短的旁路不应期者,推荐消融旁路 I(B)。2010ESC房颤指南对于有猝死风险者,导管消融显性旁路为I(A)类推荐,对于高危险职业的预激患者(例如飞行员、公共运输司机),在发生房颤者或极易发展为房颤者,建议导管消融无症状的显性旁路I(B)。4、以根治房颤为目标的患者筛选 无症状的房颤对于无症状的房颤行导管消融是否获益,目前上述三个指南无详细论述和推荐。 有症状的房颤1、阵发性房颤 (1)2006 ACC/AHA/ESC房颤指南 如果患者左房正常或轻度扩大,左室功能正常或轻微扩大,没有严重的肺部疾病,导管消融为IIa类推荐,证据强度为C。对于左房显著扩大或左室功能明显异常的患者,对于导管消融无相关建议。 (2)2010年ESC房颤指南 (a)对于有症状的阵发性房颤,一次药物治疗尝试后,导管消融为IIa类推荐,证据强度为A;(b)如果患者无显著心脏疾患,拒绝心律失常药物治疗,无论心率控制是否充分,导管消融可以在抗心律失常药物治疗前作为I线治疗(IIb类推荐,证据强度为B)。指南认为,对于有症状的阵发性房颤,药物治疗和导管消融作为一线治疗的直接对比研究资料少,但对于抗心律失常药物和导管消融的分别分析提示消融获益更多,然而鉴于有症状的阵发性房颤在轻微或没有心脏疾患时,在有经验的术者手术相对安全,消融可以在经选择的患者作为起始治疗。 (3)2011年ACCF/AHA/HRS房颤指南 如果患者左房正常或轻度扩大,左室功能正常或轻微扩大,没有严重的肺部疾病,导管消融导管消融为I类推荐,证据强度为A,但有如下条件:(a)在有经验的电生理中心(消融例数>50例/年);(b)有显著症状采用一种抗心律失常药物疗效不佳。 对于左房显著扩大或左室功能明显异常的患者,导管消融为IIb类推荐,证据强度为A。2、持续性房颤(1)2006年ACC/AHA/ESC房颤指南 本指南中对于持续性房颤的导管消融没有表述和推荐。(2)2010年ESC房颤指南 对于有症状药物治疗困难的持续性房颤,导管消融作为IIa类推荐,证据强度为B,对于有症状而药物治疗困难的“长久持续性房颤”,导管消融作为IIb类推荐,证据强度为C。指南认为,对于持续性或长久持续性房颤,无或轻微心脏疾病,导管消融的获益-风险比结果不够明确,这些患者可能需要广泛和再次的消融手术,将药物治疗困难作为消融的前提似乎较合理。由于胺碘酮严重而频繁的副作用,尤其在长期治疗时更明显,在较年轻的患者应考虑导管消融作为选择。(3)2011年ACCF/AHA/HRS房颤指南 对于有症状的持续性房颤(无药物治疗效果限制),导管消融作为IIa类推荐,证据强度为A。3、永久性房颤对于永久性房颤行导管消融是否获益,目前上述三个指南无相关论述和推荐。 合并高血压、冠心病、肥厚性心肌病、心衰的房颤消融对于房颤合并高血压、冠心病,指南中仅作为上游治疗,未对导管消融作特别论述。房颤并肥厚性心肌病,2010ESC房颤指南认为,有症状的房颤,药物治疗困难者,可考虑导管消融IIa (C),有适应症者可同时切除间隔IIa (C),2011年ACCF/AHA/HRS房颤指南未特别论述。对于合并心衰的房颤患者,2010ESC房颤指南认为,如果胺碘酮控制失败,可以考虑对房颤进行导管消融(IIb),证据强度为B,2011年ACCF/AHA/HRS房颤指南认为,目前对于心衰和其它明显结构性心脏病患者,导管消融的远期成功率资料缺乏,房颤复发的可能性较高。 房颤导管消融的SB-LEP分级评估 导管消融的选择不仅需要参考指南的医学获益(表1),更需要综合从医院技术力量、经济、社会、患者心理和意愿多个方面来决策,2010年ESC指南和2011年ACCF/AHA/HRS中也强调从医院技术力量、患者的意愿考虑是否行导管消融。在现实社会中,除参考指南外,临床工作者可从SBLEP的四个方面来评估(表2)。1、安全评估(Safety,S)安全评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患者病情评估 包括各脏器的基本功能、手术耐受情况;(2)医疗技术支持 术者的操作水平、外科手术能力、相关科室的技术协作能力等。优:须同时具备下列3项条件:a、患者各脏器功能较好,可以充分耐受手术;b、术者非常熟悉房颤消融的程序,同时对严重并发症有充分的应对策略;c、相关科室具有及时和优秀的协作支持能力。中:具备下列3项条件中任一条:a、患者各脏器功能一般,估计可以耐受手术,必要时需要药物或器械支持;b、术者较熟悉房颤消融的程序,对严重并发症有较充分的认识和防范策略;c、相关科室具有一般的协作支持能力,能够完成相应的抢救工作。差:具备下列3项条件中任一条:a、患者各脏器功能较差,很可能难以耐受手术,术中必须需要药物或器械支持;b、术者仅了解房颤消融的程序,不熟悉房颤消融的环节,对严重并发症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防范策略;c、相关科室不具有相应的协作支持能力,不能完成抢救工作。。2、医学获益 (Benefit,B)对于房颤导致的症状和后果进行评价,判定成功可能获得的益处,评价消融失败或并发症可能产生的不利。优:须同时具备下列2项条件:a、患者房颤发作可导致严重症状,或有持续发作倾向,并可能导致病情持续较快进展或严重后果;b、药物不能耐受、效果极差或者无效。中:须同时具备下列2项条件:a、患者房颤发作时症状较严重,或有持续发作倾向,并可能导致病情逐渐进展;b、药物治疗有效但控制不良或不充分。差:须同时具备下列2项条件:a、患者房颤发作时症状不明显,对生活工作影响小,而病情评估导致持续较快进展或严重后果的可能小;b、药物治疗效果佳。3、生活限制(Limitation, L)优:患者由于工作、居住原因使用药物极不方便,或患者拒绝使用药物控制。中:患者愿意使用药物控制,但购买、携带药物或监测不方便。差:患者愿意积极使用药物控制,且有充分而方便的监测条件进行药物治疗。4、心理预期(Expectation and Preference, EP)由于房颤不能等同于旁路消融术、先心病矫正术,而类似于冠心病的治疗,存在成功、缓解和无效的可能。临床专家必须与患者进行沟通,评价其期望值和患者意愿。优:预计成功率显著高于患者的期望值,患方充分理解可能的并发症和必要的后续治疗措施,有极好的心理准备。中:预计成功率接近患者的期望值,患方较理解可能的并发症和必要的后续治疗措施,有相应的心理准备。差:预计成功率显著低于患者的期望值,患方不完全理解可能的并发症和必要的后续治疗措施,缺乏相应的心理准备。病例1:30岁男性,飞行员,反复心悸一年,口服胺碘酮控制仍偶有发作,心理负担重。SB-LEP评估:AB-AA建议及结果:由于患者为飞行员,房颤发作时症状虽极轻而且少,但患者心理负担重,鉴于房颤一般有逐渐持续的倾向,因此建议导管消融治疗。术后未使用药物,随访12个月无发作。病例2:59岁女性,反复心悸二月,每次房颤发作时大汗淋漓、血压测不出,须至当地医院电击复律,房颤无发作时基础心率较慢,24小时平均心率47次/分。 SB-LEP评估:BA-BA建议及结果:患者各脏器评估佳,但房颤每次发作时症状严重,呈休克状态,药物疗效欠佳,因此安全性评为“中”,获益评为“佳”,患者居住城市,但距离医院较远,药物治疗估计耐受差,建议导管消融治疗。术后未使用药物,随访18个月,无发作。病例3:60岁女性,反复心悸8年,近4年房颤持续发作,入院前一年连续中风二次(入院前一月第二次中风),行外科脑积水分流水(右颈部置管),轻中度痴呆,二便尚能自理。 SB-LEP评估:BB-BA建议及结果:患者各脏器评估佳,但一月前中风脑积水行颈部置管,因此安全性评为“中”,患者难以坚持服用药物,获益评为“中”。建议:药物治疗或导管消融治疗,但患者家属希积极要求行导管消融,希望能减少护理工作,降低再次中风甚至导致二便不能自理的可能。结果:导管消融治疗,术后服用拜阿司匹林,随访18个月,无发作。病例4: 41岁男性民工,颜面、双下肢浮肿2月入院,入院前房颤持续发作2月,口服较大剂量倍他乐克和地高辛,心率仍然波动于170-180次/分。SB-LEP评估:AA-AA建议及结果:患者各脏器评估佳,症状重,平素就诊不方便,要求积极消融治疗,心理预期佳。行导管消融术,术后未服用药物,随访18个月,无发作,继续体力劳动。病例5:62岁女性,反复心悸30余年,近10年房颤持续,平卧较困难,检查显示心功能差(EF 21%),肾功能不全(Cr 412 umol/L)。SB-LEP评估:CB-BC建议及结果:安全性差,预期获益不高,就诊较方便,对于手术成功率期望过高,建议药物治疗。患者回当地药物治疗。总之,对于房颤的患者是否采用导管消融策略,参考指南,并采用SB-LEP分级评估,综合考虑患者的心房病变情况(房颤类型、左房大小、房颤病程)、是否合并基础心脏病及其严重性、药物治疗的利弊、医疗条件、心理预期和意愿等,有助于为患者提供恰当的选择。表1:有症状房颤患者导管消融手术的建议(2006年-2010年房颤指南)2006 ACC/AHA/ESC2010ESC2011ACCF/AHA/HRS阵发性房颤l 左房正常或轻度扩大,左室功能正常或轻微扩大,没有严重的肺部疾病IIa (C)IIa (A)I(A)l 左房显著扩大或左室功能明显异常NIIa (A)IIb (A)持续性房颤l 持续性房颤NIIa (B)IIa (A)l 长久持续性房颤NIIb (C)N永久性房颤NNN表2:心房颤动导管消融的SB-LEP分级评估表安全评估(S)医学获益(B)生活限制(L)心理预期(EP)A 优B 中C 差A 优B 中C 差A 优B 中C 差A 优B 中C 差注:前二项占主要地位,如评估为C级则不推荐手术。参考文献1. Fuster V, Ryden LE, Cannom DS, et al. ACC/AHA/ESC 2006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a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Task Force on Practice Guidelines and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Committee for Practice Guidelines (Writing Committee to Revise the 2001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Circulation. 2006;114(7):e257– e354.2. Camm AJ, Kirchhof P, Lip GY, et al.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atrial fibrillation: the Task Force for the Management of Atrial Fibrillation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ESC). Europace. 2010;12 (10):1360-420.3. Fuster V, Rydén LE, Cannom DS, et al. 2011 ACCF/AHA/HRS focused updates incorporated into the ACC/AHA/ESC 2006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a report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Foundation/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Task Force on practice guidelines. Circulation. 2011;123(10):e269-367.4. Bunch TJ, Crandall BG, Weiss JP, et al. Patients Treated with Catheter Ablation for Atrial Fibrillation Have Long-Term Rates of Death, Stroke, and Dementia Similar to Patients Without Atrial Fibrillation. J Cardiovasc Electrophysiol. 2011 Mar 15. [Epub ahead of print] doi: 10.1111/j.1540-8167.2011.02035.x.
李宁 2018-07-20阅读量4808
病请描述: 来源:中华小儿外科杂志作者:于瑶 综述 谢华 审校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宋鲁杰精索静脉曲张 (varicocele,VC) 是指精索的静脉回流受阻引起血液淤滞,导致蔓状静脉丛伸长、扩张和迂曲。VC 为导致男性不育的最常见原凶,在普通人群中的发病率约为 15%,而在不育男性中的发病率可高达 40%。近年来,多数学者认为 VC 早在儿童或青少年即可发生,发病率亦很高,国外统计约为 4.1%,而国内报道的发生率为 5.7%,并且随年龄增长而升高。VC 呈进展性,可导致睾丸发育障碍,进而影响精子生成、精液质量,最终导致不育,早期诊断并给予及时治疗可有效的逆转这一过程。因此,人们对青少年 VC 的治疗愈发重视。本文就近几年对 VC 的相关研究进展做一综述。一、解剖与病因睾丸的血供来白睾丸动脉、输精管动脉以及提睾肌动脉。睾丸及附睾静脉汇集形成蔓状静脉丛,大部分经腹股沟管上行,于腹环处汇合成一条,称为精索内静脉。左侧精索内静脉于第一腰椎下缘呈直角汇入左肾静脉,而右侧则平第二腰椎以锐角汇入下腔静脉。VC 约 90% 发生于左侧,双侧者不足 20%,而单纯右侧者更为少见。左侧发病率甚高与左睾丸静脉独特的解剖结构密不可分。第一,先天性静脉瓣缺如及关闭不全使静脉回流压力增高,被认为是导致 VC 的主要原因,但尸检亦发现,许多正常的睾丸静脉亦无瓣膜;第二,左精索内静脉较有侧长约 200px 且呈直角注入左肾静脉,故血流阻力有所增加,然而这一解剖结构普遍存在,但不是所有人均患病,故并非是唯一致病原因;第三,钳夹现象 (nutcracker phenomenon),左肾静脉走行于腹主动脉与肠系膜上动脉之间,易受挤压(近端钳夹现象),左髂总静脉受左髂总动脉压迫,使左精索静脉回流受阻(远端钳夹现象)。总之,日前认为 VC 的发生受多种解剖因素的影响,尚无明确的单一致病因素。二、VC 与男性不育早在古希腊时期,Celsus 就指出 VC 影响睾丸发育。世界卫生组织 (WHO) 更将 VC 列为导致男性不育的首要原因,约 35% 的原发性不育者患有 VC,而在继发性不育者中这一比例更高达 75%。VC 导致男性不育的具体机制尚未明确。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认为内分泌紊乱、睾丸温度过高、缺氧、氧化应激、循环毒素淤积、遗传紊乱及自身免疫等可导致生殖细胞增殖能力下降与凋亡,最终导致不育,而其中又以氧化应激为主要致病因素。1.VC 所致的后遗症(1) 睾丸发育不良睾丸发育不良是 VC 对青春期患者睾丸产生的最显著的影响。正常儿童两侧睾丸容积相差不应超过 2 ml,考虑到青春期睾丸受性成熟影响个体差异较大,一般以有侧睾丸容积作为正常对照。WHO 通过大样本多中心研究已证实 VC 患侧的睾丸容积减少,Mo ri 等进一步研究了不同程度 VC 与睾丸发育不良的关系,发现Ⅱ度及Ⅲ度患儿左侧睾丸容积减少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正常儿童,就Ⅱ度及Ⅲ度而言,发生率无明显差异,提示睾丸发育不良与 VC 程度无明显关系。(2) 精子发生受损 在成年患者中,精子发生受损主要表现为精子浓度及能动性降低,病态精子增多。通过对手术前后的睾丸组织进行活检发现,VC 患者一系列组织学改变主要引起生殖细胞成熟障碍,包括生精上皮脱落、Leydig 细胞增殖、生精小管基底膜增厚、管腔狭窄以及间质纤维化等。Iafrate 等发现,在 VC 患者的静脉中,纤维结缔组织渐多,而滋养血管渐少,甚至缺如。上述改变病程初期往往仅局限于左侧睾丸,随着病情的进展,最终亦累及右侧睾丸,因此建议尽早治疗。2.可能的病理机制(1)氧化应激精子发生过程中,高度活跃的细胞产生大量的活性氧族 (R()S) 以及活性氮族(RNS)。在抗氧化物(如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维生素 E 等)的作用下,两者保持动态平衡。研究发现,患有 VC 的男性不育患者其静脉内 ROS 及 RNS 浓度升高,而抗氧化物浓度下降,两者的失平衡导致氧化应激(OS),进而损伤精子及睾丸组织。4 醛基 2 羟基壬烯 (4-HNE) 是睾丸组织细胞膜脂质过氧化的主要产物,Shiraishi 等通过比较 VC 手术前后 4 HNE 的表达水平,发现术后 4 HNE 的表达明显下降,认为睾丸组织氧化应激水平较高者应考虑手术治疗。辅酶 Q10 是常见的抗氧化物,Festa 等通过给予 VC 患者口服辅酶 Q10 治疗,提出了抗氧化剂治疗的可行性。(2)睾丸缺氧 近年来研究发现,VC 致使静脉回流淤滞、静水压升高,进而使睾丸局部缺氧,最终损伤睾丸组织。伴随着缺氧的发生,睾丸组织亦会上调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等活性因子的表达,通过促进新生血管形成以代偿组织缺氧。近年来对低氧诱导因子 -la(HIF-la)的研究较广泛,组织缺氧时,HIF-la 表达增多,促进血管壁重塑、新生血管形成以代偿组织缺氧。另外,Minutoli 等研究发现,组织低灌注时,多聚脱氧核苷酸 (PDRN) 可与 A2A 受体结合,进而促进 VFGF 生成。进一步对 ELV 小鼠研究发现,外源性应用 PDRN 亦能有效地降低 VC 所致的睾丸损伤。(3) 睾丸温度升高 阴囊及睾丸温度升高为公认的最有可能导致睾丸功能障碍的原凶。正常情况下,睾丸温度为 35℃~36℃,低于体温 1℃~2℃,而 VC 通过静脉扩张使阴囊温度平均升高 2.6℃,过高的阴囊温度使生殖细胞增殖、功能受损,进而影响生育。Kanter 等通过小鼠研究发现,阴囊温度过高时,增殖细胞核抗原表达下降,末端脱氧核糖核酸转移酶介导的原位缺口末端标记活性增高,Sertoli 细胞及精子细胞线粒体退化、光滑内质网膨胀,进而影响精子发生。另外 Chan 等指出,阴囊温度升高时,热休克蛋白 (HSP)70、90 表达上调,并且与 os 密切相关,最终导致细胞凋亡。三、诊断1.体格检查通常情况下,青少年 VC 是无症状的,偶凶阴囊坠胀、睾丸不适就诊,故诊断多依赖于常规查体。检查时,受试者应位于温暖的室内,分别取站立位及仰卧位以观察症状变化情况。日前通用的诊断标准为:I 级(轻度),触诊不明显,但 Valsalva 试验可出现;Ⅱ级(中度),外观无明显异常,触诊扪及扩张的静脉;Ⅲ级(重度),曲张静脉如成团蚯蚓,触诊及视诊均极明显。原发性 VC 者,站立位时症状明显,仰卧位后症状可消失,而对于继发性 VC 者,改变体位后症状无明显变化。对局部体征不明显者,可采用 Valsalva 方法进行检查。另外,通过体格检查亦可初步了解睾丸质地及大小等。2.辅助检查考虑到体格检查存在较大的主观性,许多客观的检查方法常用来辅助诊断 VC,如彩色多普勒超声、静脉造影、放射性核素阴囊闪烁显像术等方法。(1) 睾丸容积的测量测量睾丸容积可了解睾丸受损情况。多数学者认为,VC 越严重,患侧的睾丸越小。测量方法包括视觉比较、尺测、Prader 模具、Takihara 模具及超声等。日前认为 B 型超声是测量睾丸大小最准确的方法。睾丸容积的计算公式为:睾丸容积 (ml)= 睾丸长度 (mm)×宽度 (mni)×厚度 (mm)×0.521。青春前期正常睾丸容积约为 1-2 ml,当容积超过 3 ml 时,通常被认为是青春期的开始。11-16 岁睾丸容积可增至 16 ml。左右两侧睾丸大小可有所差异,但无统计学意义。对 VC 患儿而言,睾丸萎缩指数可作为判断睾丸发育情况的一个有效指标。萎缩指数 =(右侧睾丸容积左侧睾丸容积)/右侧睾丸容积×100%,当萎缩指数 >15% 时认为存在睾丸萎缩。Robinson 等指出,对于青少年患者而言,当萎缩指数 >20% 并且最大反流速度 >38 cm/s 时,等待观察往往效果欠佳,应行手术治疗。(2) 精液分析 成年 VC 患者精液分析显示精子浓度及能动性降低,病态精子增多。经过手术治疗 VC 后,约 70% 患者的上述指标有所改善,其中精子能动性改善尤为显著。多数学者认为 VC 对青少年精液的影响与成人相似,因此,日前精液分析亦用来评估青少年患者睾丸的功能。另外,近来 Zylbersztejn 等对青少年患者精浆在蛋白组学水平进行检测,发现与精子发生及睾丸功能有关蛋白的表达异常,为精液分析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然而,日前对于青少年精液分析仍存在以下问题:首先,青少年精液获得较困难。其次,青春期精子处于不断成熟中,尚无特定的精液指标。四、治疗1.治疗的时机及效果(1) 治疗的效果 既往部分学者认为 VC 手术治疗的疗效值得怀疑。然而近年来,多个 Meta 分析指出,患有 VC 的不育男性,经过手术治疗后,其精子浓度及能动性明显改善,配偶自然怀孕率亦增高。Li 等通过 meta 分析指出,对于睾丸萎缩指数 >10% 的青少年 VC 患者而言,手术治疗能明显降低 VC 对睾丸发育及精子发生的影响,且术后平均约 76. 5% 的患儿睾丸存在显著的“追赶”生长。(2) 治疗的时机 目前,青少年 VC 手术时机的选择仍存在争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 VC 对睾丸的损害在疾病的早期即可发生,有效的治疗可逆转这一损害。但考虑到并非所有 VC 均可导致不孕,并且发育不良的睾丸存在白然“追赶”生长可能,加之青少年的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尚未发育成熟,精液指标存在个体差异,凶此对于青少年 VC 手术治疗的指征尚未统一。日前多数研究认为对青少年患儿进行预防性手术并不可取。只有具备以下条件时,需考虑手术治疗:①患侧睾丸明显减小 (萎缩指数>20%,最大反流速度 >38 cm/s);②合并其他影响生育的睾丸病变;③双侧均可触及精索静脉曲张(Ⅲ级);④精液分析存在异常(大龄青少年);⑤阴囊坠胀等不适主诉。2.治疗方法VC 的治疗包括手术治疗及保守治疗。多数学者认为手术治疗是有效、可靠的方法。理想的手术方法应为既可治愈 VC、保证睾丸功能不受影响,又能降低术后并发症及复发率。目前常用的手术方式可分为三大类,即开放性手术治疗,腹腔镜/机器人/显微镜技术以及经皮精索静脉穿刺栓塞。手术并发症包括鞘膜积液及睾丸萎缩等。(1) 开放性手术 常用的术式有:经腹股沟精索静脉结扎术(Ivanissevich 术式)、腹膜后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包括结扎所有精索组织的 Palomo 术式及选择性保留动脉的术式)。Palomo 术式与另两种术式相比术后复发率较低,且罕有睾丸萎缩。然而,Zampieri 等将 122 名 13-16 岁 VC 患儿随机分为两组分别行 Palmo 术式及选择性保留动脉术式,患儿年满 1 8 岁后进行精液分析,发现行保留动脉术式的患儿其精子量、密度、能动性及正常精子数日较 Palmo 术式组患儿明显升高,但其术后复发率亦较高。(2) 腹腔镜/机器人/显微镜技术 近年来,微创技术因其损伤小、恢复快等优点,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床治疗。Gomez 等通过对 98 例平均年龄 12 岁的 VC 患儿行腹腔镜下 Palmo 手术,指出其具有复发率低、副作用少的优点。但他们亦统计发现术后并发鞘膜积液的概率高达 24. 5%,针对这一并发症,近年来临床上应用染色技术以较好的保留淋巴管,进而维持回流通畅、减少鞘膜积液的发生。由于传统腹腔镜手术腹部存在 3 个切口.近年来人们发明了单孔腹腔镜技术。Lee 等通过随机对照试验肯定了其疗效,并指出,与传统腹腔镜技术相比,后者术后患儿疼痛较轻,恢复较快。另外,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技术 (RALV) 近来亦尝试用于治疗 VC,但尚需进一步明确其疗效。显微镜技术为另一常用的微创技术。俞能旺等:对 35 篇文献共 4 555 例患者进行分析指出,显微镜下外环下精索静脉结扎术的自然致孕率、复发率、睾丸鞘膜积液发生率分别为 42. 8%、0.8%、0.6%,显著优于其他几种术式,认为显微镜下外环下精索静脉结扎术可作为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的“金标准”。(3) 经皮精索静脉穿刺栓塞经皮精索静脉穿刺栓塞术亦为常用的方法之一,分为顺行及逆行两种方法。其优势在于损伤小、恢复快,能清楚观察到精索内静脉血液反流,不会误伤精索内动脉。但考虑到射线暴露、栓塞剂误栓、移位等潜在风险,日前较少应用于青少年。五、展望综上所述,VC 为导致男性不育的常见原因,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于 VC 的病凶、诊断、治疗有了更多的了解,近年来腹腔镜、显微镜等微创技术的应用为 VC 治疗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未来的研究仍需集中在 VC 导致男性不育的具体发生机制、青春期 VC 患者成年后不育的预测指标等方面,从而为更好的治疗 VC 提供方向。
宋鲁杰 2018-07-18阅读量7424
病请描述:专家门诊不时有人来咨询精索静脉曲张相关的问题:“医生,你看我这蛋蛋皮肤上有这么多青筋凸起,是不是精索静脉曲张?要不要手术?”“医生,我这小蛋蛋比以前小了很多,是不是精索静脉曲张引起的?”“医生,阿拉结婚两年了,还没小孩,侬帮忙看看,是不是有精索静脉曲张,前几天,在网上看了,精索静脉曲张怪吓人的。”……随着纸质媒体和网文铺天盖地的关于精索静脉曲张的“科普”解读(其实,很多是广告软文,你懂的),门诊咨询精索静脉曲张的人越来越多,那么,什么是精索静脉曲张?它究竟有什么“罪过”?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罚”它昵?一、什么是精索静脉曲张精索蔓状静脉丛由精索内静脉、精索外静脉和输精管静脉组成,由于精索内静脉走行较长,血液回流阻力大,因此精索静脉曲张实际主要是精索内静脉曲张。医学上,精索静脉曲张实际上是阴囊内的精索内静脉蔓状静脉丛的异常伸长、扩张和迂曲,大致分为原发性、亚临床型和继发性等3种类型,精索静脉曲张的病因有先天性解剖因素和后天性因素二种。解剖因素多影响左侧精索内静脉,临床上左侧精索静脉曲张多发。二、如何判别“兴风作浪”的精索静脉原发性的精索静脉曲张,如果病变轻,大多不会带来什么症状,但依靠体检可以发现,而病变重者,可以出现阴囊坠胀感、隐痛,且在劳累或长期站立后加重,平卧后缓解,如在平卧位后不缓解,则为继发性可能性大,应进一步查找原因。辅助检查中,B超是常用的工具,通过对精索内静脉内径和静脉内血液返流时间的检测,有助于精索静脉曲张的诊断。精索静脉曲张患者,如果同时存在阴囊坠涨和隐痛,和/或者同时存在不育,则要进一步评估后进行治疗。临床上,常常将精索静脉曲张分为三度,I度是患者站立位时触不到曲张的精索静脉,但患者站立时,用力憋气,可以触到曲张静脉;II度站立位时,可以触到曲张静脉,但表面看不到曲张静脉;III度则是站立位时可以看到蚯蚓状或团状曲张的静脉。此外,还有临床体检没有精索静脉曲张,但B超等辅助检查发现存在精索静脉曲张。根据最新的研究,亚临床型精索静脉曲张一般不需要进一步处理。但精索静脉曲张引起疼痛症状和可能导致睾丸功能生精功能障碍(通常我们用生育年龄患者的精液常规进行判断,此外,我们可以结合性激素、抑制素B等血液检测指标和睾丸体积、质地等形态学方面变化进行综合判断),严重者可能会导致睾丸萎缩、变小,质地变软,因此也应该引起注意。三、 斩断精索静脉的“魔手”精索静脉曲张影响睾丸功能是多方面的。它可以使肾以及肾上腺的代谢产物返流到睾丸,对睾丸组织产生损害;静脉曲张使得血液淤滞,阴囊温度升高,影响精子生成;静脉回流受阻,睾丸缺氧,二氧化碳蓄积,也影响睾丸的功能。静脉曲张除对睾丸的功能存在影响外,精索静脉曲张亦可能带来阴囊的胀痛不适。这些情况决定了精索静脉曲张的患者需要进一步处理。对于精索静脉曲张患者,可以通过使用阴囊托,口服药物,改善循环,减轻症状。也可以根据精索静脉曲张病情,结合患者其他情况考虑手术治疗。目前常用手术方式有:腹腔镜、显微外科以及开放的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尽管目前倾向选择显微外科手术,但具体应根据医院情况以及手术医生手术熟练程度进行选择,三种方法都可以作为精曲患者手术方法的选择。此外,也有报道使用转流手术、精索内静脉栓塞等方法治疗精索静脉曲张,但现在应用较少。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生精功能正常(通常就是生育功能正常或精液常规正常),阴囊没有疼痛、不适等症状者,即使存在精曲,也不一定需要治疗。总之,如果患者怀疑自己精索静脉曲张,不要轻易进行自我判断,尤其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怀疑有精索静脉曲张时,可以到医院男科或泌尿科咨询医生。
戴继灿 2018-03-30阅读量1.6万
病请描述:临床工作中,经常有患者咨询,谢大夫,如果我做肺移植,术后有哪些常见风险?每一种终末期肺病病因不同,围术期风险也有差异,最常见的风险分析如下:手术相关风险一、肺叶扭转二、血管吻合口并发症由于肺移植血管吻合技术注意到吻合口对位不准确可能造成的肺动脉扭转,因此术后一般不会出现单纯的肺血管扭转。(一)血管吻合口狭窄这是一种少见、但死亡率较高的并发症,从术后早期到术后2~3年均可能发生,甚至远至术后6年。可能的原因包括:吻合技术失误、供受者血管直径差距较大、吻合口距离上叶动脉太近等。吻合口小部分狭窄患者的临床症状可不明显,狭窄范围较大时则会出现较为明显的肺缺血或肺水肿的表现。常见的临床症状有咳嗽、咯血, 发烧、胸痛、呼吸困难、持续性肺动脉高压表现、低氧血症、胸腔积液等,扣诊患侧呈实音,听诊患侧呼吸音减弱。诊断主要依靠实验室检查以及影像学检查。动脉血气分析显示通气/血流(V/Q)比值增加、氧分压下降。胸部X线/CT可见移植肺出现肺缺血或肺水肿表现,肺血管造影以及核磁共振成像(MRI)可较为准确的观察到血管吻合口狭窄的程度。食管内超声心动图也可以观察血管狭窄的程度。当移植患者术后出现血管吻合口狭窄时,主要治疗措施包括手术和血管介入治疗。可采取电视胸腔镜辅助手术(VATS)对出现狭窄的吻合血管进行切除、修剪后进行重新吻合。也可采取血管介入进行球囊扩张或放入血管支架以扩张出现狭窄的血管。(二)血管吻合口的血栓形成 在移植肺血管吻合的手术操作中,肺静脉采用的是左房袖-左房袖的吻合方式。虽然也曾有人在动物实验中证实肺静脉-肺静脉的吻合方式也是可行的,但是该吻合术式发生吻合口血栓形成的比率较高,基本不采用。如果吻合技术恰当,肺静脉栓塞发生率很低。Bartley P等报道,60例单肺移植、74例双肺移植患者中均只有1例发生肺静脉栓塞[。 肺静脉发生栓塞的临床表现有咳泡沫状血痰,胸痛、胸闷、呼吸困难等肺水肿的症状,胸管的引流液有所增加、肺动脉楔压升高,但单凭症状诊断肺移植后肺静脉栓塞有困难。X线片可显示移植肺出现弥漫性间质性肺水肿表现;肺核素灌注扫描显示移植肺灌注降低;肺血管造影可以较为清晰地显示栓塞的部位以及程度。对于左房血栓,使用血管造影检查效果一般不佳,可以采用食管内超声心动图观察血管吻合口的情况以及左房内有无血栓。三、肺移植手术后胸腔大出血大量持续胸腔出血是肺移植术后早期死亡的危险因素。各个移植中心报道的肺移植受者选择,手术技术等情况不尽相同,术后出血发生率有明显差异。Lehmkuhl等报道,235例肺移植手术,4例(1.7%)发生术后出血,其中肺动脉出血3例、凝血功能障碍1例。Gomez报道68例肺移植,6例(9%)需再次手术止血,其中4例死亡;与术后出血关系最密切的危险因素是体外循环。(一)大出血原因与预防血管吻合口出血肺动脉与左心房吻合口出血可造成致命大出血,作吻合时要对合准确。由于左心房壁较薄弱,加上连续缝合,一旦出血不易控制。因此,对左房壁薄者可加上垫片,以防撕裂。此外,患者侧卧位术毕变动体位时宜轻柔,再次肺移植时尤要注意。胸腔粘连处出血胸腔粘连特别是严重肺部感染性病变引起的粘连以及胸部手术后引起的粘连,其粘连条索内含有丰富血管,而且可与体循环的动脉如支气管动脉、食管床动脉或肋间血管形成交通,容易导致大出血。仔细运用电刀分离,用氩气刀喷射创面,结合必要的结扎、缝扎是预防此类出血的关键。肺移植术后大量失血多见于以前有肺手术史或胸腔感染的患者,或有Eisenmenger综合症广泛侧支循环的患者。1986年Burke报道,28例心肺移植,8例围术期死亡,术后出血重要的危险因素为继往开胸手术史。Curtis等报道,有气胸治疗史的囊性肺纤维化患者常常有胸膜腔致密粘连,与其他无胸腔粘连患者相比,肺移植术后出血等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没有差异。其他来源的出血肋间血管、胸壁组织血管、食管床动脉分支和支气管动脉及其分支多来源于体循环,压力高,也是引起胸腔内大出血的重要原因。肋间血管的破裂多发生于关胸时缝针的损伤或肋骨断端的损伤,因此在关胸前应对肋间的缝线周围仔细检查,如有活动性出血,应严密缝扎;针对肋骨断端,也可以预防性地在其上、下侧缝扎肋间血管,避免术后断端对肋间血管的损伤。严重的胸腔粘连或壁层胸膜剥离,胸膜外胸壁组织损伤出血,这类出血单纯依靠电凝往往难以彻底止血,关胸后痂皮脱落和胸腔负压的形成,将引起较大的活动性出血,因此运用缝扎的方法较为可靠。游离支气管容易损伤支气管动脉及其分支,而此类血管的位置相对隐蔽,容易疏忽,因此在操作中应注意手法轻柔,避免粗暴牵拉游离,多用钳子钳夹周围组织后再离断结扎为妥;关胸前应格外注意支气管周围,观察有无活动性出血。由于肺血管床的压力较低,如果不存在明显的胸部残腔或者明确的凝血机制障碍,通常因肺实质的粗糙面引起的大量胸腔出血较为少见。虽然如此,手术中耐心细致的解剖,肺粗糙面严密褥式缝扎或使用自动切割缝合器,分离粘连时充分利用电刀分离止血,应用氩气电刀止血,将生物胶喷涂于肺出血面等。另外应尽量避免胸部残腔的形成。(二)大出血的监测与治疗术后血性胸液较多者,应严密观察血压、脉搏变化,保持胸腔引流管通畅,及时输入新鲜血液,给予纤维蛋白原、止血药物或钙剂。如果早期出现失血性休克的各种临床表现,中心静脉压低于5cmH2O、尿量小于25ml/h,特别是在输给足够的血液后,休克现象和各种检测指标没有好转,或反而加重,或者一度好转尔后又恶化者,都提示手术后出血。一般认为,血性胸液超过150~200ml/h,并持续呈血性超过3~4h,是剖胸止血的指针。或者胸腔引流量少,但患者出现心率加快、血压下降等出血性休克表现,血球压积和血红蛋白低下(失血时如果未及时补充晶、胶体,血球压积和血红蛋白指数也可假性正常),若有心包填塞的表现或胸片提示胸腔内有较大血凝块时,也应剖胸探查。体外循环手术后引流液多有两种可能:凝血机制障碍、出血。引流液多但激活全血凝固时间(Activated coagulation time,ACT)测定及凝血化验均在正常范围,提示胸腔内活动出血。抢救需要大量输血、输液、补充血容量的不足,同时测CVP以避免补液过多引起肺水肿。大量输血可导致体液转移,血流动力学紊乱,激发炎症反应,增加肾功能不全和肺功能不全。血气分析检测便于及时通过氧气供给和调整补液,纠正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凝血时间的检测以及即时运用凝血制剂纠正凝血功能低下。近来报道,重组活化VII因子治疗肺移植术后出血,剂量为60~90ug/kg,止血效果明显,没有发生与治疗相关的血栓性疾病。抑肽酶也可明显减少术后出血和输血量。保守治疗无效者,剖胸探查均发现为活动性出血。剖胸止血中,先快速清除积存于胸腔的积血和凝血块,然后逐一检查可能的出血点。有时可能出现无法寻及出血点的情况,切忌草率关胸,应清洗胸腔,保证良好视野,并等待血压逐渐恢复正常后,再次逐一查看胸腔。四、气道吻合口并发症肺移植术后气道吻合口并发症较常见,发生率约15%/吻合口或33%/人,其中吻合口狭窄达12%~23%,平均出现在术后3~6个月。发生在术后近期的吻合口裂开、广泛坏死多由于吻合技术缺陷导致,常需立即开胸修补,随着近些年肺移植技术基本成熟规范化现已少见。目前国内外单/双肺移植吻合口都选在支气管水平,以缩短供体支气管长度、减少缺血区域,所以肺移植术后气道并发症主要表现为术后远期支气管吻合口狭窄。(一)气道吻合口狭窄的原因和预防吻合口狭窄是组织缺血状态下的修复和过度增生造成的。手术过程中游离气管/支气管很容易影响血供,因此单、双肺移植均采用支气管吻合,尽可能改善吻合口受者端缺血。为恢复中断的支气管动脉系统,有人建议支气管动脉重建:或将供者支气管动脉的胸主动脉起始处与受者主动脉吻合、或将供者支气管动脉与受者胸廓内动脉吻合;但由于手术时间长、操作复杂,未能推广。此外,采取供肺保护措施、对某些患者术后应用增加血流的药物(如前列腺素、肝素、激素等),可能有助于减少供肺支气管的缺血-再灌注损伤。支气管吻合方式主要有套入式缝合支气管、单纯连续缝合法和改良式套入吻合法等,对气道吻合口并发症都有一定的影响。套入式吻合较单纯连续缝合减轻气道吻合口的缺血,但增加了吻合口狭窄和术后肺炎的风险,在选择吻合方式上目前争议颇多。肺移植术后曲霉菌的感染率较高,约为6.2%~12.8%,许多学者发现如果早期从吻合口坏死组织中检出曲霉菌,则晚期气道并发症的发生率大大增加。曲霉菌感染与支气管壁缺血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确定,究竟是吻合口坏死招致曲霉菌感染或是曲霉菌感染导致吻合口坏死还不清楚,但二者常同时存在。吻合口狭窄也与免疫状态下的增生或与大量使用激素等有关。随着对肺移植的深入研究,手术后气道并发症的原因中激素的大量使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实验证明激素并没有防止早期排斥的作用,故有人建议避免术前应用激素,术后最好推迟到2~4周以后;或者改用小剂量用法﹙15mg/d﹚来改善肺的再灌注损伤。(二)气道吻合口狭窄的诊断和治疗临床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难、活动后气急、胸闷、咳嗽、咯痰困难;听诊呼吸音低、增粗,可闻及哮鸣音,远端痰液潴留则可能闻及湿罗音。早期症状和排异反应极其相似,肺功能检查和临床表现均不能鉴别。胸片可显示远端肺不张或萎缩。纤维支气管镜是确诊的关键,通常将口径小于正常的50%作为狭窄的诊断标准,外观表现为纤维素性、肉芽肿性、骨软化和硬性瘢痕组织增生性狭窄。第一次支气管镜检查一般在术后10~14d进行;有人主张在拔管前或怀疑存在感染、排异时于术后2~3d即可行检查,观察吻合口愈合情况、清除坏死脱落的粘膜及帮助患者排痰。气道吻合口狭窄的治疗主要有激光烧灼、冷冻、球囊扩张、硬支气管镜及硬管扩张、放置气道支架、腔内放射治疗等,一般根据气道狭窄的性质选用。对于吻合口纤维性坏死及局部肉芽肿增生性狭窄, 多采用硬支气管镜下激光烧灼/冷冻来清创治疗,清创时应特别注意防范支气管纵隔瘘,处理后因局部水肿呼吸困难常不会很快好转,待坏死组织脱落后才能明显改善。软骨部的局限狭窄可考虑球囊扩张,但应在早期支气管周围无硬瘢痕组织时才易于成功,用不同的中空金属圆柱管作扩张器,在扩张的时候能保证被扩张的气管通气。扩张和清创无效或骨软化性狭窄需放置支架。目前常用支架分硅胶和记忆合金两种,在纤维性和肉芽肿性狭窄中常放置硅胶支架,便于调整,但有易于闭塞和移位的缺点;骨软化性多选用金属支架,其管腔相对较大不易移位、松脱,对纤毛运动损伤小,但不便做调整和取出。吻合口狭窄大部分是组织的过度增生造成的,所以往往会反复狭窄,近来有人对支气管狭窄复发的患者采用腔内高剂量近距离照射(铱-192),取得了满意疗效。所有方法都不能奏效的患者,可进行袖状切除狭窄段支气管、双肺叶切除及再植。五、术后心血管系统并发症肺移植术后心血管系统并发症包括左心衰竭、右心衰竭、心肌梗死、心律失常、血栓性疾病等,与之相关的死亡率在小儿为2%,成人为6%。
谢冬 2018-02-26阅读量9818
病请描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肝动脉化疗栓塞术(TACE)已成为不可切除性肝癌的首选治疗方法。近年来,该方法被应用于肝脏血管瘤的治疗,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广泛应用的同时,对其副反应也有了较深入了解,主要有发热、腹痛、厌食、恶心、呕吐等,对于这些副反应的处理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对于作为腹痛原因之一的化学性、缺血坏死性胆囊炎的认识尚不够深入。本文回顾分析行TACE治疗的138例肝癌患者和4例肝血管瘤患者的临床、实验室及影像资料,对TALE后化学性、缺血坏死性胆囊炎进行初步探讨。. TACE术后发生胆囊炎者17例(其中原发性肝癌9例,转移性肝癌5例,海绵状血管瘤3例,男14例,女3例),发生率为12%(17/142)。发热17例,为中到高热,最高者达39.6ºC。右季肋部疼痛17例,10例伴右肩部放射,疼痛一般在术后即刻或1~3天后出现,持续7天左右。12例术后腹部B超示:胆囊增大,胆囊壁轮廓模糊、增厚,呈“双边征”;5例CT示胆囊增大,壁增厚,胆囊窝渗出液。 讨论: TACE术后多数患者会出现右上腹痛、发热、恶心、呕吐等症状,常常是由于栓塞肝动脉时伴有胆囊动脉的栓塞,因此,严重腹痛部分可能是由于胆囊急性缺血所致。目前病理根据胆囊受累程度将胆囊梗死分为III级:I级<50%、II级≥50%、III级约为100%。TACE后并发胆囊炎,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1)解剖因素:胆囊动脉通常从肝右动脉发出,为终末动脉,缺少侧支循环,一旦阻塞极易导致胆囊梗死。TACE时导管放至肝固有动脉或肝右动脉,栓塞剂往往容易流入或返流入胆囊动脉,部分或全部栓塞胆囊动脉主干和/或其分支,引起胆囊缺血性坏死性炎症。(2)导管位置:理论上,将导管尖端置于胆囊动脉分支以远可避免胆囊动脉的栓塞,不会发生胆囊坏死。但据研究证明,即使将导管尖端置于胆囊分支以远,也不能避免胆囊炎的发生,这与药剂返流有关。(3)栓塞剂与化疗药物:早期肝脏TACE多采用明胶海绵微粒,资料显示,使用明胶海绵微粒胆囊炎发生率高达50%,并且微粒越小胆囊梗死程度越重。单纯药物灌注胆囊炎的发生率并不高,说明化疗药物存留于胆囊壁时间较长,同时伴有胆囊血管的栓塞才是引起胆囊炎的主要原因。 当患者术后出现右上腹痛、发热、甚至高热,白细胞总数和/或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升高时,要想到胆囊炎的可能,结合腹部B超或CT表现可以及时作出诊断。诊断明确后,给予禁食,静脉营养支持,654-2解痉止痛,抗生素抗感染,一般来说,经积极保守治疗3~5天后,患者均能好转,胆囊动脉均能再通。TACE后胆囊炎最严重的并发症是坏死穿孔,处理不及时会危及患者生命。 本文引自毕永民,临床放射学杂志2003年第22卷第3期。
赵刚 2018-02-17阅读量1.1万
病请描述: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 PE)是由内源性或外源性栓子(气体、羊水、脂肪等)堵塞肺动脉而引起肺循环障碍的病理生理综合征。PE在西方国家是常见病,住院病人PE的发生率为0.4%,美国每年新发PE人数超过60万,在我国也并不少见,PE占尸检总数的4-11%。但由于其临床表现和常规检查缺乏特异性,PE的误诊和漏诊率长期高达80%,据估计每年仅约40-53/10万人确诊PE。PE在发达国家是常见的致死性急症,未经治疗病死率高达25%-30%,而合理、及时的救治能使病死率降至2-8%。因此,提高医生对PE的认知度、早期识别PE、制定规范化诊疗程序对提高我国PE的诊治水平、降低病死率和改善预后均显得极为重要。PE治疗目标是抢救生命, 稳定病情, 使肺血管再通。治疗方式包括急性期治疗、长期抗凝及预防等措施。对有PE高危/中危危险因素但仍处诊断过程中的患者可立即给抗凝治疗 (IC类证据)。对诊断PE患者根据危险分层选择合理的治疗方式,除一般心肺支持外,包括减轻或解除血栓负荷、抗凝及预防性置入腔静脉滤器等措施。一、减轻或解除血栓负荷对所有危险分层为高危,即伴心源性休克/持续低血压的患者应迅速减轻或解除血栓负荷,其方式包括溶栓、外科手术取栓和经导管取栓或碎栓。1、溶栓(Thrombolysis)溶栓是高危患者的一线治疗,约92%的高危患者能从溶栓治疗获益,表现为血流动力学紊乱得到改善。常用的溶栓药物包括尿激酶、链激酶和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Recombinant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rtPA)。溶栓治疗的时间窗为症状出现后14天,尤其在48小时内给予溶栓治疗患者获益最大。常用溶栓药物给药方法见表1。在不同溶栓剂溶栓效果对比研究中,尿激酶和链激酶即刻和远期溶栓效果没有明显差异,rtPA即刻改善血流动力学的效果较尿激酶和链激酶好,但最终效果没有明显差异。溶栓治疗的主要风险是岀血,故需谨记各种禁忌症。表1 常用溶栓药物的给药方法药名 给药方法 尿激酶 先给负荷剂量4400 IU/Kg10分钟内输入,再维持量4400IU/Kg/h维持12-24小时 链激酶 先给负荷剂量250 000 IU30分钟内输入,在维持量100 000 IU/h维持12-24小时 rtPA 100mg 2小时或0.6mg/kg 15分钟(最大剂量50mg) 2、外科手术取栓外科手术取栓治疗肺栓塞的历史事实上早于肺栓塞的药物治疗,最早1例外科取栓手术是在1924年开展的。但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病例数量少、早期死亡率高等原因,外科取栓术的发展一直缓慢,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的临床资料也很少。近十余年来,由于人们对肺动脉血栓栓塞发病机制的进一步认识及相关手术学和围手术期治疗的进步,手术取栓的死亡率迅速下降,从20世纪60年代的57%到90年代的26%,最近一些有经验的医学中心报道其死亡率可降低到6%,因此手术取栓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手术取栓能迅速降低肺动脉压力、改善血流动力学指标,但其需要在有资质的医学中心开展,适应证为血流动力学不稳定且为中央型血栓负荷的高危患者,即血栓主要局限于主肺动脉或其次级分支,外周型肺动脉血栓栓塞患者不适于外科取栓。对于在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基础上新发的急性肺动脉血栓栓塞也不主张外科手术取栓。目前对于亚大块PE患者,即影像学发现中央型血栓负荷,但患者既往无明确心肺疾病、心肺代偿功能好、入院时主要表现为进行性肺动脉高压和右心功能不全、尚无低血压或休克表现的患者,是否选择外科手术取栓尚有争议。一些单中心的临床资料表明,对亚大块PE患者外科取栓是安全的,能迅速降低肺动脉压并使扩张的右室缩小,改善患者远期预后。目前对于外科取栓术前是否应常规置入腔静脉滤器尚无一致意见。3、经导管取栓和碎栓(Percutaneous catheter embolectomy and fragmentation)关于经导管取栓和碎栓的研究多局限于病例报道和单中心的经验,尚缺乏循证医学证据。具体介入操作时取栓相对困难,多为碎栓,而碎栓后一个主要问题是栓子进入外周肺循环,患者以后有发生肺动脉高压风险。经导管取栓和碎栓的并发症有穿刺部位并发症、心脏穿孔、心包填塞、造影剂相关并发症等。目前较为一致的意见是经导管取栓或碎栓不是高危患者的一线治疗,主要用于溶栓有禁忌症或溶栓失败的患者,可以作为外科手术的替代治疗。对于肺动脉血栓栓塞高危患者,最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迅速减轻血栓负荷、挽救生命。药物溶栓、外科手术取栓和经导管取栓或碎栓三种治疗方式均能有效减轻患者血栓负荷,但究竟哪种治疗方式患者获益最大尚无循证医学证据。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溶栓是高危患者的一线治疗,对无溶栓条件的患者,可在有资质的医学中心选择性进行外科手术取栓或经导管取栓或碎栓。具体推荐意见如下:l所有伴心源性休克/持续低血压的高危患者均应进行溶栓治疗(I类推荐,证据水平A);l对溶栓有绝对禁忌症或溶栓失败的患者,可以进行外科手术取栓(I类推荐,证据水平C)或经导管取栓或碎栓(IIb类推荐,证据水平C)。二、抗凝1、初始抗凝 (Initial anticoagulation)初始抗凝的主要目的是减少死亡率和再发血栓栓塞事件。急性期抗凝治疗通常包括快速抗凝和同时口服华法林治疗。快速抗凝常用药物有肝素、低分子肝素和磺达肝癸钠。关于这三种抗凝药物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临床对比研究表明,与肝素相比,低分子肝素和磺达肝癸同样有效且安全,全因死亡率没有明显差异,且低分子肝素和磺达肝癸给药方便,不需要检测APTT,因此对无禁忌症的患者一般推荐使用低分子肝素和磺达肝癸,用法见表2。对于岀血风险高或有严重肾功能不全(肌酐清除率<30ml/min)的患者,推荐选用肝素, 用法见表3。对于肺动脉血栓栓塞患者急性期抗凝治疗推荐意见如下:l对高危患者,应立即给予肝素治疗(I类推荐,证据水平A);l对中危患者,如无禁忌症,推荐给予低分子肝素或磺达肝癸钠(I类推荐,证据水平A),对于岀血风险高或有严重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推荐选用肝素,使APTT时间延长为正常的1.5-2.5倍(I类推荐,证据水平C)。l用肝素、低分子肝素或磺达肝癸钠进行急性期抗凝治疗应至少持续5天(I类推荐,证据水平A),并在开始给予肝素、低分子肝素或磺达肝癸钠治疗的同时给予华法令,待国际标准化比值(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INR)连续2天均达到目标值2.0-3.0时,方可停用肝素、低分子肝素或磺达肝癸钠治疗(I类推荐,证据水平C)。2、长期抗凝 (Long-term anticoagulation)长期抗凝治疗的目的是预防血栓栓塞事件再发。大多数患者均应给予维生素K拮抗剂华法令治疗。关于长期抗凝的推荐意见如下:l对有可逆危险因素的PE患者推荐华法令治疗3个月(I类推荐,证据水平A);l对无明显诱因的PE患者推荐华法令治疗至少维持3个月(I类推荐,证据水平A),其中对无明显诱因发生PE且岀血风险低的患者可以长期口服抗凝药治疗(IIb类推荐,证据水平B)。l合并肿瘤的PE患者前3-6个月使用低分子肝素(IIa类推荐,证据水平B),之后可继续用低分子肝素或华法令治疗(I类推荐,证据水平C)。lPE患者维生素K拮抗剂治疗目标INR2.5(2.0-3.0)(I类推荐,证据水平A)。三、下腔静脉滤器(inferior vena cava filters)的使用由于引起PE的多数栓子来源于下肢深静脉血栓,早在1868年Trousseau就提出可以通过在下腔静脉(inferior vena cava, IVC) 进行干预以预防肺动脉血栓栓塞。置入腔静脉滤器的目的是预防再发PE,置入部位通常在下腔静脉的肾下段。由于永久型滤器置入后并发症发生率高,且需终生口服抗凝药物治疗,因此人们又发明了可回收腔静脉滤器(retrieved IVC filters)。单中心临床研究表明可回收滤器能有效预防PE再发,是安全的,且滤器回收后再发血栓栓塞事件的发生率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但可回收型腔静脉滤器置入后通常要在2周内取出,事实上在具体临床应用中由于各种因素,其留置时间往往偏长,晚期并发症如滤器移位和血栓形成的发生率也高达10%。由于缺乏大规模循证医学研究,少数临床研究表明下腔静脉滤器置入后,虽然再发PE的发生率有所降低,但其代价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升高,对患者总的生存率并没有影响。关于腔静脉滤器的使用推荐如下:l对PE患者不常规推荐使用腔静脉滤器(III类推荐,证据水平B),l对有抗凝绝对禁忌症和血栓栓塞再发率高患者可考虑使用腔静脉滤器(IIb类推荐,证据水平B)。
姜蓉 2017-11-06阅读量1.1万
病请描述: 2017年6月15日上午9时许,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中医科门口,一位前来就诊的患者突发意识丧失,右侧肢体不能活动,中医科医师立即意识到患者可能发生了脑卒中。主动开出头颅CT申请单,同时联系急诊预检护士,约10分钟后患者完成头颅CT被送至九院神经内科急诊。 等候在急诊的神经内科医师唐学梅通过院内平台先行查看了患者头颅CT影像迅速接诊,询问病史及查体后诊断为急性脑梗死,立即启动脑卒中绿色通道,通知科室送来溶栓药物。在和患者家属充分沟通后,家属签字同意静脉溶栓,患者在发病约30分钟后用上溶栓药物。 经静脉溶栓,患者症状略有缓解,意识转清,但右侧肢体活动仍差,溶栓效果不显著,唐学梅医师诊断可能是颈部大血管闭塞,待放射科脑部血管CT造影结果传来,显示为左侧颈内动脉闭塞。再次与家属进行沟通签字,准备行取栓手术。在DSA室压满手术情况下,经院医务处紧急协调,神经内科主任刘建仁带领取栓小组顺利为这名患者进行了急诊脑动脉取栓手术。术后一个半小时,患者闭塞的左侧颈内动脉完全开通。术后复查,患者右侧肢体偏瘫明显好转,能够流利对答,术后CT示颅内未见出血。收入重症病房,继续监测治疗。 刘建仁主任介绍,这名患者一方面左侧颈动脉颅外段有接近闭塞的严重狭窄,另一方面,颅内段颈内动脉血栓栓塞,因此需要先进行颈动脉颅外段支架植入术,然后完成颅内颈内动脉取栓术。手术虽较为复杂,但是整个救治过程紧凑严谨。从中医科门诊到急诊科,从急诊科到放射科CT室,再从导管室到进入病房监护室,医院多学科协作配合默契,脑卒中急诊绿色通道衔接快速,脑动脉取栓手术及时成功,充分体现了急病患所急,想病患所想。 上海九院目前有心脑血管、头面部和颅脑外伤等多个急救绿色通道,硬件条件不断完善,急救服务能力大幅度提升,获患者家属广泛赞誉。(上海九院 神经内科 潘辉)
刘建仁 2017-06-20阅读量1.2万
病请描述: 近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上海九院)脑卒中急救培训会议,在北部院区顺利举行。会议特邀德国神经放射学会前任主席、欧洲卒中学会神经介入分会现任委员、德国基尔大学放射科与神经放射科主任、国际脑血管病动脉介入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客座顾问杨森教授作精彩讲座。我院医务人员以及宝山等地社区医生和急救大队医生参加学习交流,培训提高医生对脑卒中防治认知水平。 首先,副院长马延斌对杨森教授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神经内科刘建仁主任简要介绍我院与杨森教授所在德国基尔大学附属医院之间的深厚友谊以及良好合作。随后,杨森教授介绍急性脑卒中患者动脉介入治疗的最新研究进展,以及他的经验体会。在过去二十几年中,静脉溶栓治疗是被证实唯一有效的治疗急性脑卒中的方法。但既往研究证明,相较于安慰剂,接受静脉溶栓治疗的患者,其死亡率以及残疾率有所改善,却并不显著。因此,过去十几年中,大量临床实践及研究聚焦于动脉介入治疗。2015年~2016年,国际顶级医学杂志《新英格兰杂志》相继发表了七篇随机双盲对照研究结果,证实动脉介入治疗对于急性前循环脑卒中患者,是安全且有效的。而去年发表的一篇大型荟萃分析显示,无论患者多大年纪,是男性还是女性,无论患者基础疾病多或少,无论患者是轻型卒中还是严重卒中,无论患者是大动脉闭塞还是分支闭塞?无论患者是否接受过静脉溶栓治疗,相对于对照组,动脉介入组患者始终能得到显著获益。与此同时,在治疗后症状性脑出血,继发性脑血肿,和死亡率方面,动脉介入组和对照组并无显著差异。这给予我们重要提示,相较于保守治疗或静脉溶栓治疗,动脉介入治疗能够带给急性脑卒中患者显著获益同时承担较低风险。“但是我们能做到更好!”教授如此期许。今后动脉介入治疗的目标是:进一步提高闭塞血管的再通率;降低血管再通所需时间;以及减少微小血栓栓塞事件。而目前,我们已经在提高介入治疗的技术水平上再次迈进了一步。通过采用血栓抽吸技术,或者联合应用血栓抽吸技术与动脉取栓技术,可以有效减少微小血栓栓塞事件以及动脉支架取栓次数,同时保持较高的血管再通率。 其次,杨森教授分享了目前欧洲急性脑卒中动脉介入治疗的现状。相较于欧洲地区较好的医疗资源配比,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需要更多规范的脑卒中中心以及致力于动脉介入治疗的神经介入医生。同时,也需要针对这些医生进行系统化急性脑卒中治疗的理论与技能培训。此外,脑卒中急救网络的建设尚能进一步优化。教授以德国目前运行模式举例,建议对于分秒必争的急性脑卒中治疗来说,一定情况下,可以将“逐级转诊”制度调整为“越级转诊”制度(社区医院医生接诊急性脑卒中患者后直接转诊到兼具静脉溶栓与动脉介入治疗能力的市级脑卒中诊治中心,而不是因为优先转诊到具有甚至不具有静脉溶栓能力的区级医院再转诊到市级卒中中心而耽误宝贵救治时间)。 急性脑卒中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居民健康的“第一杀手”。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较为平缓的发病率以及逐年降低的死亡率和致残率,我国急性脑卒中患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直线上升态势,我们任重而道远。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与科技的进步,现今除了静脉溶栓,我们又有了对抗“第一杀手”的“有力武器”即动脉介入治疗。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急性脑卒中治疗前景将会越来越美好。 (撰稿:舒良 摄影:沈珺)
刘建仁 2017-04-26阅读量1.3万
病请描述: 注:本指南由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制定。 来源:中华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杂志2011年3月第4卷第1期 一、概述 (一)定义和分类 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是一种以骨量低下,骨微结构损坏,导致骨脆性增加,易发生骨折为特征的全身性骨病(世界卫生组织WHO)。2001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提出骨质疏松症是以骨强度下降、骨折风险性增加为特征的骨骼系统疾病,骨强度反映骨骼的两个主要方面,即骨矿密度和骨质量。 骨质疏松症可发生于不同性别和年龄,但多见于绝经后妇女和老年男性。骨质疏松症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2大类。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又分为绝经后骨质疏松症(I型)、老年骨质疏松症(Ⅱ型)和特发性骨质疏松(包括青少年型)3类。绝经后骨质疏松症一般发生在妇女绝经后5~10年内;老年骨质疏松症一般指老年人70岁后发生的骨质疏松;继发性骨质疏松症指由任何影响骨代谢的疾病和(或)药物导致的骨质疏松;而特发性骨质疏松主要发生在青少年,病因尚不明。本指南仅涉及原发性骨质疏松症。 (二)流行病学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退化性疾病,随年龄增长,患病风险增加。随着人类寿命延长和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骨质疏松症已成为人类的重要健康问题。目前,我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估计有1.73亿,是世界上老年人口绝对数量最多的国家。2003年至2006年一次全国性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显示,50岁以上人群以椎体和股骨颈骨密度值为基础的骨质疏松症总患病率女性为20.7%,男性为14.4%。60岁以上人群中骨质疏松症的患病率明显增高,女性尤为突出。按调查估算全国2006年在50岁以上人群中约有6944万人患有骨质疏松症,约2亿1千万人存在低骨量。北京等地区基于影象学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50岁以上妇女脊椎骨折的患病率为15%,相当于每7名50岁以上妇女中就有一位发生过脊椎骨折。近年来,我国髋部骨折的发生率也有明显上升趋势,北京市髋部骨折发生率研究表明,用同样的美国人口作标化后1990~1992年间,北京市50岁以上的髋部骨折率在男性为83/10万,女性为80/10万;而在2002~2006年间,此发生率分别增长为男性129/10万和女性229/10万。10年间,北京市50岁以上的髋部骨折率在男性和女性分别增加了42%和110%。预计未来几十年中国人髋部骨折率还会明显增长。女性一生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险性(40%)高于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总和,男性一生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险性(13%)高于前列腺癌。 骨质疏松的严重后果是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脆性骨折),即在受到轻微创伤或日常活动中即可发生的骨折。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常见部位是脊椎、髋部和前臂远端。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害很大,导致病残率和死亡率的增加。如发生髋部骨折后1年之内,死于各种合并症者达20%,而存活者中约50%致残,生活不能自理,生命质量明显下降。而且,骨质疏松症及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治疗和护理,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费用高昂,造成沉重的家庭、社会和经济负担。 值得强调的是骨质疏松性骨折是可防、可治的。尽早预防可以避免骨质疏松及其骨折。即使发生过骨折,只要采用适当合理的治疗仍可有效降低再次骨折的风险。因此普及骨质疏松知识,做到早期诊断、及时预测骨折风险并采用规范的防治措施是十分重要的。 二、临床表现 疼痛、脊柱变形和发生脆性骨折是骨质疏松症最典型的临床表现。但许多骨质疏松症患者早期常无明显的症状,往往在骨折发生后经X线或骨密度检查时才发现已有骨质疏松。 (一)疼痛 患者可有腰背疼痛或周身骨骼疼痛,负荷增加时疼痛加重或活动受限,严重时翻身、起坐及行走有困难。 (二)脊柱变形 骨质疏松严重者可有身高缩短和驼背,脊柱畸形和伸展受限。胸椎压缩性骨折会导致胸廓畸形,影响心肺功能;腰椎骨折可能会改变腹部解剖结构,导致便秘,腹痛,腹胀,食欲减低和过早饱胀感等。 (三)骨折 脆性骨折是指低能量或者非暴力骨折,如从站高或者小于站高跌倒或因其他日常活动而发生的骨折为脆性骨折。发生脆性骨折的常见部位为胸、腰椎,髋部,桡、尺骨远端和肱骨近端。其他部位亦可发生骨折。发生过一次脆性骨折后,再次发生骨折的风险明显增加。 三、骨质疏松危险因素及风险评估 (一)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 1. 固有因素 人种(白种人和黄种人患骨质疏松症的危险高于黑人)、老龄、女性绝经、母系家族史。 2. 非固有因素 低体重、性腺功能低下、吸烟、过度饮酒、饮过多咖啡、体力活动缺乏、制动、饮食中营养失衡、蛋白质摄入过多或不足、高钠饮食、钙和/或维生素D缺乏(光照少或摄人少)、有影响骨代谢的疾病和应用影响骨代谢药物(参考附件二)。 (二)骨质疏松的风险评估 骨质疏松症是多因素疾病,而且每个人的易感性不同,因此对个体进行骨质疏松风险评估能为尽早采取合适的防治措施提供帮助。临床上评估骨质疏松风险的方法较多,这里推荐2种敏感性较高又操作方便的简易评估方法作为初筛工具: 1. 国际骨质疏松症基金会(IOF)骨质疏松症风险一分钟测试题 (1)您是否曾经因为轻微的碰撞或者跌倒就会伤到自己的骨骼? (2)您的父母有没有过轻微碰撞或跌倒就发生髋部骨折的情况? (3)您经常连续3个月以上服用“可的松、强的松”等激素类药品吗? (4)您身高是否比年轻时降低了(超过3cm)? (5)您经常大量饮酒吗? (6)您每天吸烟超过20支吗? (7)您经常患腹泻吗?(由于消化道疾病或者肠炎而引起) (8)女士回答:您是否在45岁之前就绝经了? (9)女士回答:您是否曾经有过连续12个月以上没有月经(除了怀孕期间)? (10)男士回答:您是否患有阳萎或者缺乏性欲这些症状? 只要其中有一题回答结果为“是”,即为阳性。 2. 亚洲人骨质疏松自我筛查工具(Osteoporosis Serf-assessment Tool for Asians, OSTA) 此工具基于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绝经后妇女的研究,收集多项骨质疏松危险因素并进行骨密度测定,从中筛选出11个与骨密度具有显著相关的风险因素,再经多变量回归模型分析,得出能最好体现敏感度和特异度的2项简易筛查指标,即年龄和体重。OSTA指数计算方法是: (体重-年龄)×0.2,结果评定如下: 也可以通过以下图表根据年龄和体重进行快速评估。 (三)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预测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骨折风险预测简易工具(FRAX®)可用于计算10年发生髋部骨折及任何重要的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概率。目前骨折风险预测简易工具FRAX®可以通过以下网址获得: http://www.shef.ac.uk/FRAX/ 1. FRAX的应用方法 该工具的计算参数包括股骨颈骨密度和临床危险因素。在没有股骨颈骨密度时可以由全髋部骨密度取代,然而,在这种计算方法中,不建议使用非髋部部位的骨密度。在没有骨密度测定条件时,FRAX®也提供了仅用体重指数(BMI)和临床危险因素进行评估的计算方法。 在 FRAX®中明确的骨折常见危险因素是: — 年龄:骨折风险随年龄增加而增加 — 性别 — 低骨密度 — 低体重指数:≤19kg/m2 — 既往脆性骨折史,尤其是髋部、尺桡骨远端及椎体骨折史 — 父母髋骨骨折 — 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任何剂量,口服3个月或更长时间 — 抽烟 — 过量饮酒 — 合并其他引起继发性骨质疏松的疾病 — 类风湿性关节炎 由于我国目前还缺乏系统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所以尚无中国依据FRAX结果计算的治疗阈值。临床上可参考其他国家的资料,如美国指南中提到险因素进行评估的计算方法。FRAX®工具计算出髋部骨折概率≥3%或任何重要的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概率≥20%时,视为骨质疏松性骨折高危患者,而欧洲一些国家的治疗阈值髋性别部骨折概率≥5%。我们在应用中可以根据个人情低骨密度况酌情决定。 2. FRAX应用中的问题与局限 (1)应用人群 不适用人群:临床上已诊断了骨质疏松,即骨密度(T值)低于-2.5,或已发生了脆性骨折,本应及时开始治疗,不必再用FRAX评估。 适用人群:没有发生过骨折又有低骨量的人群(T值>-2.5),因临床难以做出治疗决策,使用FRAX工具,可以方便快捷地计算出每位个体发生骨折的绝对风险,为制定治疗策略提供依据。适用人群为40~90岁男女,<40岁和>90岁的个体可分别按40岁或90岁计算。 (2)地区、人种差异问题 FRAX中骨折相关危险因素的确定基于来自全球包括北美、欧洲、亚洲、澳洲等多个独立的大样本的前瞻性人群研究的原始资料和大样本荟萃分析,因此是有共性的。但FRAX的计算模型中还需要相应国家人群的骨折发生率和人群死亡率的流行病学资料。由于我国关于骨折发生率的流行病学资料比较缺乏,在中国人的FRAX工具只能借用中国人局部地区的流行病学资料,在普遍应用时可能会有小的偏差,但这种偏差不会很大。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建议那些尚没有本国资料的国家可使用与自己国家最接近的FRAX计算工具,同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3)骨折相关的其他因素 除了在FRAX中涉及的骨折危险因素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也与骨折关系密切。比如,大多数老年人的骨折发生在跌倒后,所以跌倒是发生骨折的重要危险因素,但在FRAX计算中没有包括跌倒。有两个理由,其一是用来开发这一工具的队列研究数据对跌倒的报告形式不一致,难以标准化;其二,药物的干预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可以减少跌倒患者的骨折危险性。但实际中,避免跌倒的确是预防骨折的有效措施。 (4)跌倒及其危险因素 1. 环境因素,如: — 光线暗路上障碍物 — 地毯松动 — 卫生间缺乏扶手 — 路面滑 2. 健康因素,如: — 年龄 — 女性 — 心律失常 — 视力差 — 应急性尿失禁 — 以往跌倒史 — 直立性低血压 — 行动障碍 — 药物(如睡眠要、抗惊厥药及影响精神药物等) — 久坐、缺乏运动 — 抑郁症 — 精神和认知能力疾患 — 焦急和易冲动 — 维生素D不足 [ 血25OHD<30ng/mL(<75nmol/L)] — 营养不良 3. 神经肌肉因素,如: — 平衡功能差 — 肌肉无力 — 驼背 — 感觉迟钝 4.恐惧跌倒 四、诊断与鉴别诊断 临床上诊断骨质疏松症的完整内容应包括2方面:确定骨质疏松和排除其他影响骨代谢疾病。 (一)骨质疏松的诊断 临床上用于诊断骨质疏松症的通用指标是:发生了脆性骨折及/或骨密度低下。目前尚缺乏直接测定骨强度的临床手段,因此,骨密度或骨矿含量测定是骨质疏松症临床诊断以及评估疾病程度的客观的量化指标。 1. 脆性骨折 指非外伤或轻微外伤发生的骨折,这是骨强度下降的明确体现,故也是骨质疏松症的最终结果及合并症。发生了脆性骨折临床上即可诊断骨质疏松症。 2.诊断标准(基于骨密度测定) 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与骨强度下降有关,而骨强度是由骨密度和骨质量所决定。骨密度约反映骨强度的70%,若骨密度低同时伴有其他危险因素会增加骨折的危险性。因目前尚缺乏较为理想的骨强度直接测量或评估方法,临床上采用骨密度(BMD)测量作为诊断骨质疏松、预测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监测自然病程以及评价药物干预疗效的最佳定量指标。骨密度是指单位体积(体积密度)或者是单位面积(面积密度)的骨量,二者能够通过无创技术对活体进行测量。骨密度及骨测量的方法也较多,不同方法在骨质疏松症的诊断、疗效的监测以及骨折危险性的评估作用也有所不同。临床应用的有双能X线吸收测定法(DXA)、外周双能X线吸收测定法(pDXA)、以及定量计算机断层照相术(QCT)。其中DXA测量值是目前国际学术界公认的骨质疏松症诊断的金标准。(参考附件一) 【基于骨密度测定的诊断标准】 建议参照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诊断标准。基于DXA测定: 骨密度值低于同性别、同种族正常成人的骨峰值不足1个标准差属正常;降低1~2.5个标准差之间为骨量低下(骨量减少);降低程度等于和大于2.5个标准差为骨质疏松;骨密度降低程度符合骨质疏松诊断标准同时伴有一处或多处骨折时为严重骨质疏松。骨密度通常用T-Score(T值)表示,T值=(测定值-骨峰值)/正常成人骨密度标准差。 T值用于表示绝经后妇女和大于50岁男性的骨密度水平。对于儿童、绝经前妇女以及小于50岁的男性,其骨密度水平建议用Z值表示: Z值=(测定值一同龄人骨密度均值)/同龄人骨密度标准差 【测定骨密度的临床指征】 符合以下任何一条建议行骨密度测定: — 女性65岁以上和男性70岁以上,无论是否有其他骨质疏松危险因素; — 女性65岁以下和男性70岁以下,有一个或多个骨质疏松危险因素; — 有脆性骨折史或/和脆性骨折家族史的男、女成年人; — 各种原因引起的性激素水平低下的男、女成年人; — X线摄片已有骨质疏松改变者; — 接受骨质疏松治疗、进行疗效监测者; — 有影响骨代谢疾病或使用影响骨代谢药物史(参考附件二); — IOF骨质疏松症一分钟测试题回答结果阳性; — OSTA结果 ≤ -1 (二)骨质疏松的鉴别诊断及实验室检查 1. 骨质疏松的鉴别诊断 骨质疏松可由多种病因所致。在诊断原发性骨质疏松症之前,一定要重视排除其他影响骨代谢的疾病,以免发生漏诊或误诊。需要鉴别的疾病如:影响骨代谢的内分泌疾病(性腺、肾上腺、甲状膀腺及甲状腺疾病等),类风湿性关节炎等免疫性疾病,影响钙和维生素D吸收和调节的消化道和肾脏疾病,多发性骨髓瘤等恶性疾病,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或其他影响骨代谢药物,以及各种先天和获得性骨代谢异常疾病等(参考附件二)。 2. 基本检查项目 为帮助进行鉴别诊断,对已诊断和临床怀疑骨质疏松的患者至少应做以下几项基本检查: (1)骨骼X线片:关注骨骼任何影像学的改变与疾病的关系 (2)实验室检查: 血、尿常规; 肝、肾功能; 钙、磷、碱性磷酸酶、血清蛋白电泳等。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通常血钙、磷和碱性磷酸酶值在正常范围,当有骨折时血碱性磷酸酶值水平有轻度升高。如以上检查发现异常,需要进一步检查或转至相关专科做进一步鉴别诊断。 3. 酌情检查项目 为进一步鉴别诊断的需要,可酌情选择性地进行以下检查,如:血沉、性腺激素、25OHD、1,25(OH)D、甲状旁腺激素、尿钙和磷、甲状腺功能、皮质醇、血气分析、血尿轻链、肿瘤标志物、甚至放射性核素骨扫描、骨髓穿刺或骨活检等检查。 4. 骨转换生化标志物 骨转换生化标志物(biochemical markers of-bone turnover),就是骨组织本身的代谢(分解与合成)产物,简称骨标志物(bone markers)。骨转换标志物分为骨形成标志物和骨吸收标志物,前者代表成骨细胞活动及骨形成时的代谢产物,后者代表破骨细胞活动及骨吸收时的代谢产物,特别是骨基质降解产物。在正常人不同年龄段,以及各种代谢性骨病时,骨转换标志物在血循环或尿液中的水平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代表了全身骨骼的动态状况。这些指标的测定有助于判断骨转换类型、骨丢失速率、骨折风险评估、了解病情进展、干预措施的选择以及疗效监测等。有条件的单位可选择性做骨转换生化标志物以指导临床决策。 在以上诸多指标中,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IOF)推荐Ⅰ型原胶原N-端前肽(PINP)和血清Ⅰ型胶原交联C-末端肽(S-CTX)是敏感性相对较好的2个骨转换生化标志物。 (三)骨质疏松诊断流程 五、预防及治疗 一旦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生活质量下降,出现各种合并症,可致残或致死,因此骨质疏松症的预防比治疗更为现实和重要。骨质疏松症初级预防指尚无骨质疏松但具有骨质疏松症危险因素者,应防止或延缓其发展为骨质疏松症并避免发生第一次骨折;骨质疏松症的二级预防指已有骨质疏松症,T值≤-2.5或已发生过脆性骨折,其预防和治疗的最终目的是避免发生骨折或再次骨折。 骨质疏松症的预防和治疗策略较完整的内容包括基础措施、药物干预及康复治疗。 (一)基础措施 “基础”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但“基础”并不是“全部”和“唯一”。“基础措施”的适用范围包括: — 骨质疏松症初级预防和二级预防 — 骨质疏松症药物治疗和康复治疗期间 【基础措施】的内容包括 1. 调整生活方式 (1)富含钙、低盐和适量蛋白质的均衡膳食。 (2)适当户外活动和日照,有助于骨健康的体育锻炼和康复治疗。 (3)避免嗜烟、酗酒,慎用影响骨代谢的药物。 (4)采取防止跌倒的各种措施,注意是否有增加跌倒危险的疾病和药。 (5)加强自身和环境的保护措施(包括各种关节保护器)等。 2. 骨健康基本补充剂 (1)钙剂:我国营养学会制定成人每日钙摄人推荐量800 mg(元素钙)是获得理想骨峰值,维护骨骼健康的适宜剂量,如果饮食中钙供给不足可选用钙剂补充,绝经后妇女和老年人每日钙摄人推荐量为1000mg。目前的膳食营养调查显示我国老年人平均每日从饮食中获钙约400 mg,故平均每日应补充的元素钙量为500~600 mg。钙摄入可减缓骨的丢失,改善骨矿化。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症时,应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表明单纯补钙可以替代其他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钙剂选择要考虑其安全性和有效性,高钙血症时应该避免使用钙剂。此外,应注意避免超大剂量补充钙剂潜在增加肾结石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2)维生素D:促进钙的吸收、对骨骼健康、保持肌力、改善身体稳定性、降低骨折风险有益。维生素D缺乏可导致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增加骨吸收,从而引起或加重骨质疏松。成年人推荐剂量为200单位(5μg)/d,老年人因缺乏日照以及摄人和吸收障碍常有维生素D缺乏,故推荐剂量为400~800 IU(10~20μg)/d。维生素D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症时,剂量可为800~1200 IU,还可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建议有条件的医院酌情检测患者血清25OHD浓度,以了解患者维生素D的营养状态,适当补充维生素D。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建议老年人血清25OHD水平等于或高于30ng/mL(75nmol/L)以降低跌倒和骨折风险。此外,临床应用维生素D制剂时应注意个体差异和安全性,定期监测血钙和尿钙,酌情调整剂量。 (二)药物干预 【药物干预的适应症】 具备以下情况之一者,需考虑药物治疗: (1)确诊骨质疏松症患者(骨密度:T≤2.5),无论是否有过骨折; (2)骨量低下患者(骨密度:-2.5<T值≤1.0)并存在一项以上骨质疏松危险因素,无论是否有过骨折; (3)无骨密度测定条件时,具备以下情况之一者,也需考虑药物治疗: — 已发生过脆性骨折 — OSTA筛查为“高风险” — FRAX®工具计算出髋部骨折概率≥3%或任何重要的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概率≥20%(暂借用国外的治疗阈值,目前还没有中国人的治疗阈值) 【抗骨质疏松药物】 抗骨质疏松药物有多种,其主要作用机制也有所不同。或以抑制骨吸收为主、或以促进骨形成为主,也有一些多重作用机制的药物。临床上抗骨质疏松药物的疗效判断应当包括是否能提高骨量和骨质量,最终降低骨折风险。现对国内已批准上市的抗骨质疏松药物的规范应用做如下阐述(按药物名称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1. 双膦酸盐类(Bisphosphonates) 双膦酸盐是焦膦酸盐的稳定类似物,其特征为含有P-C-P基团。双膦酸盐与骨骼羟磷灰石有高亲和力的结合,特异性结合到骨转换活跃的骨表面上抑制破骨细胞的功能,从而抑制骨吸收。不同双膦酸盐抑制骨吸收的效力差别很大,因此临床上不同双膦酸盐药物使用的剂量及用法也有所差异。 (1)阿仑膦酸钠 (2)依替膦酸钠 (3)伊班膦酸钠 (4)利噻膦酸钠 (5)唑来膦酸注射液 【关于双膦酸盐类药物安全性的关注】 双膦酸盐类药物总体安全性较好,但以下几点应特别关注: — 口服双膦酸盐后少数患者可能发生轻度胃肠道反应,包括轻度上腹疼痛、反酸等食管炎和胃溃疡症状。故除严格按服药说明书服用外,有活动性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返流性食道炎者慎用。 — 静脉输注含氮双膦酸盐可引起一过性发热、骨痛和肌痛等类流感样不良反应,多在用药3天后明显缓解,症状明显者可用非甾体抗炎药或普通解热止痛药对症治疗。 — 用药前检查肾功能:进入血中的约60%以原形从肾脏排泄,对于肾功能异常的患者,应慎用此类药物或酌情减少药物剂量。特别是静脉输注的双膦酸盐类药物,每次给药前应检测患者肾功能,肌酐清除率<35mL/min的患者不用此类药物。静脉输注时间不应少于15min,液体不应少于250mL。 — 关于下颌骨坏死:双膦酸盐相关的下颌骨坏死罕见。绝大多数发生于恶性肿瘤患者应用大剂量双膦酸盐以后,以及存在严重口腔健康问题的患者,如严重牙周病或多次牙科手术等。对患有严重口腔疾病或需要接受牙科手术的患者不建议使用该类药物。(如正在服用者可停药半年以后或骨吸收生化标志物达到正常水平才施行手术,而且手术后至少停用双膦酸盐3个月。) — 关于心房纤颤:目前没有大样本的临床研究表明心房纤颤与双膦酸盐治疗有直接的相关关系。 — 关于非典型性骨折:虽有关于长期应用双膦酸盐类药物发生非典型性骨折的少数报道,但其确切原因尚不清楚,与双膦酸盐类药物的关系并不确定。为提高应用双膦酸盐类药物的安全性,需要长期使用者应定期进行评估。 2. 降钙素类(Calcitonin) 降钙素是一种钙调节激素,能抑制破骨细胞的生物活性和减少破骨细胞的数量,从而阻止骨量丢失并增加骨量。降钙素类药物的另一突出特点是能明显缓解骨痛,对骨质疏松性骨折或骨骼变形所致的慢性疼痛以及骨肿瘤等疾病引起的骨痛均有效,因而更适合有疼痛症状的骨质疏松症患者。目前应用于临床的降钙素类制剂有2种:鲑鱼降钙素和鳗鱼降钙素类似物。 (1)鲑鱼降钙素 (2)鳗鱼降钙素 【关于降钙素类药物安全性的关注】 应用降钙素,总体安全性良好,少数患者可有面部潮红、恶心等不良反应,偶有过敏现象,可按照药品说明书的要求确定是否做过敏试验。降钙素类制剂应用疗程要视病情及患者的其他条件而定。 3. 雌激素类(Estrogen) 雌激素类药物能抑制骨转换,阻止骨丢失。临床研究已证明激素疗法(HT),包括雌激素补充疗法(ET)和雌、孕激素补充疗法(EPT)能阻止骨丢失,降低骨质疏松性椎体、非椎体骨折的发生风险,是防治绝经后骨质疏松的有效措施。在各国指南中均被明确列入预防和治疗绝经妇女骨质疏松药物。 【关于激素治疗安全性的关注】 绝经妇女正确使用激素治疗,总体是安全的,以下几点为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 — 激素治疗与子宫内膜癌:曾经对有子宫的妇女长期只补充雌激素,确实增加子宫内膜癌的风险。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有子宫的妇女补充雌激素的同时也适当补充孕激素,子宫内膜癌的风险不再增加。这一结论已有大量高级别的临床证据支持,是无需争论的事实。 — 激素治疗与乳腺癌:国际绝经学会关于绝经后妇女激素治疗的最新推荐中指出:关于激素治疗与乳腺癌的关系仍有争论,而且应当放心的是其可能的风险不大,小于每年1/1000。激素治疗中雌激素的不同剂量和制剂、孕激素、雄激素以及不同给药途径和乳腺癌的关系都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索。乳腺癌仍是激素治疗的禁忌证。 — 激素治疗与心血管病风险:激素治疗不用于心血管病的预防。没有心血管病危险因素的妇女,60岁以前开始激素治疗,可能对其心血管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已经有血管的损害,或60岁以后再开始激素治疗,则没有这种保护作用了。 — 激素治疗与血栓:激素治疗轻度增加血栓风险。血栓是激素治疗的禁忌证。非口服雌激素因没有肝脏的首过效应,可能这种担心更小,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证实。 — 激素治疗与体重增加:雌激素非同化激素,虽然大剂量时会有水钠潴留而体重增加。绝经后激素治疗中使用的低剂量一般不会出现水钠潴留。相反,多数有安慰剂对照的临床试验显示,研究后激素治疗和安慰剂二组妇女的体重均有增加,而安慰剂组妇女体重增加更明显。 总之实施激素治疗要进行利与弊的全面评估,治疗前必须评估患者是否有明确的治疗适应证,排除禁忌证。这是保证治疗利大于弊的基础。医生要与患者讨论可能的获益和风险,取得患者的知情同意,治疗前要询问病史和全面体检,特别是子宫和乳腺的检查。建议激素补充治疗遵循以下原则: (1)明确的适应证和禁忌证(保证利>弊的基础) (2)绝经早期开始用(<60岁),收益更大风险更小 (3)应用最低有效剂量 (4)治疗方案个体化 (5)局部问题局部治疗 (6)坚持定期随访和安全性监测(尤其是乳腺和子宫) (7)是否继续用药应根据每位妇女的特点每年进行利弊评估 4. 甲状旁腺激素(PTH) PTH是当前促进骨形成药物的代表性药物:小剂量 rhPTH(1-34)有促进骨形成的作用。 【关于甲状旁腺激素治疗安全性的关注】 患者对rhPTH(1-34)治疗的总体耐受性较好,部分患者可能有头晕或下肢抽搐的不良反应。有动物研究报告,rhPTH(1-34)可能增加成骨肉瘤的风险,因此对于合并Paget’s病、骨骼疾病放射治疗史、肿瘤骨转移及合并高钙血症的患者,应避免使用rhPTH(1-34)。 5.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类(SERMs) SERMs不是雌激素,其特点是选择性地作用于雌激素的靶器官,与不同形式的雌激素受体结合后,发生不同的生物效应。如已在国内外上市的SERMs雷洛昔芬在骨骼上与雌激素受体结合,表现出类雌激素的活性,抑制骨吸收,而在乳腺和子宫上则表现为抗雌激素的活性,因而不刺激乳腺和子宫。 【关于雷洛昔芬药物安全性的关注】 雷洛昔芬药物总体安全性良好。国外研究报告该药轻度增加静脉栓塞的危险性,国内尚未发现类似报道。故有静脉栓塞病史及有血栓倾向者如长期卧床和久坐期间禁用。 6. 锶盐 锶(Strontium)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参与人体许多生理功能和生化效应。锶的化学结构与钙和镁相似,在正常人体软组织、血液、骨骼和牙齿中存在少量的锶。人工合成的锶盐雷奈酸锶(Strontium Ranelate),是新一代抗骨质疏松药物。 【关于雷奈酸锶药物安全性的关注】 雷奈酸锶药物总体安全性良好。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恶心、腹泻、头痛、皮炎和湿疹,一般在治疗初始时发生,程度较轻,多为暂时性,可耐受。有极少对该药发生超敏反应的报告,多在用药3~6周出现。临床上发现服药后出现皮疹的情况应尽快停药,密切观察并及时处理,必要时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具有高静脉血栓(VTE)风险的患者,包括既往有VTE病史的患者,应慎用雷奈酸锶。 7. 活性维生素D及其类似物 包括1,25双羟维生素D3(骨化三醇)和1α羟基维生素D3(α-骨化醇)。前者因不再需要经过肝脏和肾脏羟化酶羟化就有活性效应,故得名为活性维生素D。而1α羟基维生素D3则需要经25羟化酶羟化为1,25双羟维生素D3后才具活性效应。所以,活性维生素D及其类似物更适用于老年人、肾功能不健全以及1α羟化酶缺乏的患者。 (1)1,25双羟维生素 D3 (骨化三醇) (2)1α羟基维生素D3(α-骨化醇) 【关于活性维生素D类药物安全性的关注】 治疗骨质疏松症时应用上述剂量的活性维生素D总体是安全的。长期应用应定期监测血钙和尿钙水平。在治疗骨质疏松症时,可与其他抗骨质疏松药物联合应用。 8. 维生素K2(四烯甲萘醌) 四烯甲萘醌是维生素K2的一种同型物,是γ-羧化酶的辅酶,在γ-羧基谷氨酸的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γ-羧基谷氨酸是骨钙素发挥正常生理功能所必须的。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显示四烯甲萘醌可以促进骨形成,并有一定抑制骨吸收的作用。 9. 植物雌激素 尚无有力的临床证据表明目前的植物雌激素制剂对提高骨密度、降低骨折风险等有明确疗效。 10.中药 国内已有数种经SFDA批准的治疗骨质疏松的中成药。多数有缓解症状、减轻骨痛的疗效。中药关于改善骨密度、降低骨折风险的大型临床研究尚缺乏,长期疗效和安全性需进一步研究。 (三)抗骨质疏松药物临床关注问题 1. 关于联合用药 抗骨质疏松药物的的联合应用较为复杂,要考虑到药物间的相互影响,目前尚需要大样本、长时间的临床研究来明确。目前已有的骨质疏松联合治疗方案,大多以骨密度变化为终点,其对抗骨折疗效的影响,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总体来说,联合使用骨质疏松症治疗药物,应评价潜在的不良反应和治疗获益,此外,还应充分考虑药物经济学的影响。联合应用方案有二种形式,即同时联合方案及序贯联合方案。根据药物作用机制和各种药物特点,对联合用药暂提出以下建议: (1)同时联合方案 — 钙剂及维生素D作为骨质疏松症的基础治疗药物,可以与骨吸收抑制剂或骨形成促进剂联合使用。 — 通常情况下,对于骨吸收抑制剂及骨形成促进剂,不建议同时应用相同作用机制的药物来治疗骨质疏松症。 — 有研究显示,同时应用双膦酸盐及甲状旁腺激素制剂,不能取得加倍的疗效。 (2)序贯联合方案 尚无明确的证据指出各种抗骨质疏松药物序贯应用的禁忌。可根据个体情况酌情选择。有研究表明序贯应用骨形成促进剂和骨吸收抑制剂,能较好维持疗效,临床上是可行的。 2. 关于疗效监测 治疗过程中,应注意观察患者的依从性,良好的依从性有助于提高抗骨质疏松药物降低骨折的疗效。每6~12个月系统地观察中轴骨骨密度的变化,有助于评价药物的疗效。在判断药效时,应充分考虑骨密度测量的最小有意义的变化值(1east significant change,LSC),如何评价和计算LSC,可以参考国际临床骨密度测量协会的网站(www. ISCD. org)。 注意外周双能X线骨密度测量(pDXA)和定量骨超声(QUS)等评价外周骨骼骨密度或骨质量的方法,不能反映脊柱及髋部对于药物治疗的反应,因此不适于监测药物的疗效。 骨转换生化标志物可以在药物治疗后1~6个月发生明显变化,通过测量其变化情况,可以了解骨吸收抑制剂或骨形成促进剂的作用效果,因此,骨转换生化标志物常常被用作大样本临床研究的观察终点之一。有利于预测疗效、增加药物治疗的依从性。但由于骨转换生化标志物可能存在变异、不同测量方法问的结果也有差别,因此对于评价患者个体的疗效,需要充分考虑到骨密度最小有意义的变化值(LSC),同时也要尽可能采用相同的采血时间和测量方法。 (四)康复治疗 许多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证明,运动是保证骨骼健康的成功措施之一,不同时期运动对骨骼的作用不同,儿童期增加骨量,成人期获得骨量并保存骨量,老年期保存骨量减少骨丢失。针对骨质疏松症制定的以运动疗法为主的康复治疗方案已被大力推广。运动可以从两个方面预防脆性骨折:提高骨密度和预防跌倒。 康复治疗建议: 1. 运动原则 — 个体原则:由于个体的生理状态和运动机能差异,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 评定原则:每个体在选择运动方式时应进行生理状态包括营养、脏器功能等方面的评估。实际生活能力评定包括独立生活能力、生活质量等。环境评定包括居住环境、居住区的地理状况等。 — 产生骨效应的原则:负重 、抗阻、超负荷和累积的运动可以产生骨效应,抗阻运动具有部位的特异性,即承受应力的骨骼局部骨量增加。 2. 运动方式 负重运动,抗阻运动。例如:快步走,哑铃操,举重,划船运动,蹬踏运动等。 3. 运动频率和强度 目前针对于骨质疏松的运动频率和强度还未达成共识,众多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建议高强度低重复的运动可以提高效应骨的骨量,建议:负重运动每周4~5次,抗阻运动每周2~3次。强度以每次运动后肌肉有酸胀和疲乏感,休息后次日这种感觉消失为宜。四肢瘫、截瘫和偏瘫的患者,由于神经的损伤和肌肉的失用容易发生继发性骨质疏松,这些患者应增加未瘫痪肢体的抗阻运动以及负重站立和功能性电刺激。 《附件一》骨密度及骨测量方法 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与骨强度下降有关,而骨强度是由骨密度和骨质量所决定。因目前尚缺乏较为理想的骨强度直接测量或评估方法,临床上采用骨密度(BMD)测量作为诊断骨质疏松、预测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监测自然病程以及评价药物干预疗效的最佳定量指标。骨密度是指单位体积(体积密度)或者是单位面积(面积密度)的骨量,二者能够通过无创技术对活体进行测量。骨密度约反映骨强度的70%,若骨密度低同时伴有其他危险因素会增加骨折的危险性。骨密度及骨测量的方法也较多,不同方法在骨质疏松症的诊断、疗效的监测以及骨折危险性的评估作用也有所不同。 (一)骨密度测定方法 骨密度测定方法有多种,双能X线吸收测定法(DXA)、外周双能X线吸收测定术(pDXA)、以及定量计算机断层照相术(QCT)。其中DXA测量值是目前国际学术界公认的骨质疏松症诊断的金标准。 【双能X线吸收法】 主要测量中轴骨骼部位(脊柱和髋部)以及全身骨密度。外周双能X线吸收测定术(pDXA)主要测定外周骨骼部位(前臂,足跟,手指)等。尽管测量值可用来评估特定部位及发生骨折的总体风险,但是用双能X线吸收法测量髋部仍是预测未来髋部骨折风险的最好指标。值得注意的是DXA骨密度测定值受骨组织退变、损伤、软组织异位钙化和成分变化以及体位差异等影响会产生一定偏差,也受仪器的精确度及操作的规范程度影响。因此,应用DXA测定骨密度要严格按照质量控制要求(参考国际临床骨密度学会ISCD的共识意见)。由于是二维扫描,因此BMD是面积密度(g/cm2)而不是真正的体积密度(g/cm3)。计算体积BMD受骨骼大小影响。例如大骨骼个体其面积骨密度值高于体积骨密度值(欧洲指南)。临床上推荐测量的部位是腰椎1-4、总髋部和股骨颈,诊断时要结合临床情况进行分析。 【诊断标准】 建议参照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的诊断标准。基于DXA测定: 骨密度值低于同性别、同种族健康成人的骨峰值不足1个标准差属正常;降低1~2.5个标准差之间为骨量低下(骨量减少);降低程度等于和大于2.5个标准差为骨质疏松;骨密度降低程度符合骨质疏松诊断标准同时伴有一处或多处骨折时为严重骨质疏松(资料来源:WHO:Guidelines for preclinical evaluation and clinical trials in osteoporosis,1998,Geneva)。现在也通常用T-Score(T值)表示,即T值≥-1.0为正常,-2.5<T值<-1.0为骨量减少,T值≤-2.5为骨质疏松。 【定量CT】 定量CT(Quantitative Computed tomography)可分别测量松质骨和/或皮质骨的密度,进而可避免因脊椎退行性改变对骨矿测量的影响。因松质骨代谢转化明显高于皮质骨,故QCT可适用于效疗或随访的监测观察。目前,QCT的常规测量部位是腰椎椎体;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在进行测量腰椎椎体骨密度的同时,并依据脊椎侧位定位像进行胸腰椎体骨折有无及椎体骨折程度的形态评估。外周的QCT(pQCT)可以测量前臂或者胫骨。QCT和pQCT测量的主要局限性是X线辐射剂量和检查费用相对较高,也尚未见QCT对骨质疏松症的统一诊断标准;QCT测量的质控仍有待完善。 其他应用CT原理进行测量的方法,如体积(volumetric)QCT测量、微CT(Micro-CT)等尚未广泛应用于临床,Micro-CT更多用于研究观察骨的微结构。 (二)其他骨测量方法 【定量超声测定法(Qus)】 超声骨测量(QUS)优越性主要在于:无放射性、可提供骨量以外骨的结构信息、价格低廉和易于携带。QUS检查对预测骨折风险性有参考价值。因该设备经济、方便,更适合用于人群筛查和基层使用。又因其无放射性,还适用于孕妇和儿童。目前QUS测量仪的种类较多,不同仪器测量的部位也不尽相同,最常见的测量部位是跟骨,其它测量部位包括胫骨和指骨等。目前QUS正常人数据库有限、且尚未见统一的诊断标准,又因超声测量的精确性等质控因素,对监测药物治疗反应的价值有待进一步探讨。 【X线摄片法】 依据X线平片定量诊断骨质疏松的敏感性和准确性较低,因X线影像表现骨质疏松时,其骨量丢失可达30%以上,故X线对早期诊断的意义不大。但在无任何骨密度和骨测量方法的情况下,X线平片也应视为一种有帮助的评估手段。X线平片可观察骨组织的形态结构,是对骨质疏松所致各种骨折进行定性和定位诊断的一种较好的方法。尤其是椎体骨折是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最常见部位,但常缺乏明显临床体征,因此,脊椎侧位X线片是诊断椎体有无骨折及判定骨折程度的必要方法。X线平片也是将骨质疏松与其它骨代谢疾病及骨肿瘤进行鉴别的必要检查方法。值得指出:以上所述各种骨密度及骨测量的方法在临床应用时均应进行相应的质量控制,如对患者的随访测量应进行纵向质控测量,多中心研究应进行横向的指控测量等。 《附件二》骨质疏松症鉴别诊断常见疾病 继发性骨质疏松症的常见原因详见下表,在诊断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前,应注意通过详细询问病史、体格检查及针对性实验室检查进行鉴别诊断。 需要鉴别的常见疾病列表如下: 《附件三》主要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 临床诊疗指南: 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册[S]. 北京: 人民卫 生出版社, 2006. [2] Kanis JA,Melton LJ 3rd, et al. The diagnosis of osteoporosis[J]. J Bone Miner Res, 1994, 8: 1137-1141. [3] NIH Consensus Development Panel on Osteoporosis Prevention, Diagnosis, and Therapy. Osteoporosis prevention, diagnosis, and therapy[J]. JAMA, 2001, 285: 785-795. [4] Cooper C, Melton LJ. Epidemiology of osteoporosis[J]. Trends Endocrinol Metab, 1992, 3: 224-229. [5] Xu L, Cummings SR, Mingwei Q, et al. Vertebral fractures in Beijing, China: The Beijing Osteoporosis Project. J[J]Bone Miner Res, 2000, 15: 2019-2025. [6] Lau EMC, Sambrook P, Seeman E, et al. Guidelines for diagnosing,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steoporosis in Asia APLAR[J]. J Rheumatol, 2006, 9: 24-36. [7] Kanis JA, Burlet N. Cooper C, et al. European guidance for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osteoporosis in postmenopausal women[J]. Osteoporos Int, 2008, 19: 399-428. [8] National Osteoporosis Foundation. The clinician’s guide to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osteoporosis(2008)[S]. http://www.nof.org/sites/default/files/pdfs/NOF-Clin-ians-Guide2008.pdf. [9] Koh LH, Sedrine WB, Torralba TP, et al. A simple tool to identify Asian women at increased risk of osteoporosis[J]. Osteoporos Int, 2001, 12: 699-705. [10]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Fracture Risk Assessment Tool. www. shef. ac. uk/FRAX. [11] Kanis JA, McCloskey EV, Johansson H. et al. Development and use of FRAX in osteoporosis[J]. Eur J Radiol, 2009, 71: 392-397. [12] Kanis JA, Jobansson H, Oden A, et al. Assessment of fracture risk[J]. Osteoporos Int, 2011, [Epub ahead of print] [13] ISCD Official Positions. www. ISCD. org [14] Reid IR, Ames RW, Evans MC, et al. Effect of calcium supplementation on bone loss in postmenopausal women[J]. N Engl J Med, 1993, 328: 460-464. [15] Dawson-Hughes B, Harris S, Krall EA, et al. Effect of calcium and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on bone density in men and women 65 years of age or older[J]. N Engl J Med, 1997, 337: 670-676. [16] Ooms ME, Roos JC, Bezemer PD, et al. Prevention of bone loss by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in elderly women: a randomized double-blind trial[J].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1995, 80: 1052-1058. [17] Boonen S, Lips P, Bouillon R, et al. Need for additional calcium to reduce the risk of hip fracture with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evidence from a comparative meta 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J].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07, 92: 1415-1423. [18] Bischoff-Ferrari HA, Willett WC, Wong JB, et al. Fracture prevention by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J]. J Am Med Assoc, 2005, 293: 2257-2264. [19] Bischoff-Ferrari HA, Dawson-Hughes B, Staehelin HB, et al. Fall prevention with supplemental and active forms of vitamin D: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sed controlled trials[J]. BMJ, 2009, 339: b369. [20] Bolland MJ, Avenell A, Baron JA, et al. Effect of calcium supplements on risk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cardiovascular events: meta-analysis[J]. BMJ, 2010, 341: c3691. [21] Black DM, Cummings SR, Karpf D, et al. Randomized trial of effect of alendronate on risk of fracture in women with existing vertebral fractures[J]. Lancet, 1996, 348: 1535-1541. [22] Lau EMC, Woo J, Chan YH, et al. Alendronate prevents bone loss in Chinese women with osteoporosis[J]. Bone, 2000, 27: 677-680. [23] Delmas PD, Recker RR, Chesnut CH III, et al. Daily and intermittent oral ibandronate normalize bone turnover and provide signifcant reduction in vertebralfracture risk: results from the BONE study[J]. Osteoporos Int, 2004, 15: 792-798. [24] Harris ST, Watts NB, Genant HK, et al. Effects of rise-droante treatment on vertebral and nonvertebral fractures in women with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JAMA, 1999, 282: 1344-1352. [25] McClung MR, Geusens P, Miler PD, et al. Effect of risedronate on the risk of hip fracture in elderly women[J]. N Engl J Med, 2001, 344: 333-340. [26] Black DM, Delmas PD, Eastell R, et al. HORIZON Pivotal Fracture Trial. Once-yearly zoledronic acid for treatment of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J]. N Engl J Med, 2007, 356: 1809-1822. [27] Cauley JA, Black D, Boonen S, et al. Once-yearly zole-dronic acid and days of disability, bed rest and back pain: Randomised controlled HORIZON pivotal fracture trial[J]. N Engl J Med, 2007: 357: nihpa40967. [28] Lyles KW, Colón-Emeric CS, et al. Zoledronic acid in reducing clinical fracture and mortality after hip fracture[J]. N Engl J Med, 2007: 357: nihpa40967. [29] Adachi JD, Lyles KW, Colón-Emeric CS, et al. Zoledronic acid results in better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following hip fracture: the HORIZON-Recurrent Fracture Trial[J]. J Bone Miner Res, 2010, [Epub ahead of print] [30] Chesnut CH, Silverman S, Andriano K, et al. A randomized trial of nasal spray salmon calcitonin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 established osteoporosis: the prevent recurrence of osteoporotic fractures study[J]. Am J Med, 2000, 109: 267-276. [31] Writing Group for Women’s Health Initiative Investigators. 2002 Risks and benefits of estrogen plus progestinin healthy postmenopausal women: principal results from the women’s health initia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JAMA, 2002, 288: 321-333. [32] IMS Up dated Recommendations on Postmenopausal Hormone Therapy[J]. Climacteric, 2007, 10: 181-194. [33] The Writing Group on behalf of the Workshop Consensus Group. International Menopause Society Consensus Statement: Aging, menopause,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HRT[J]. Climacteric, 2009,12:368-377. [34] Santen RJ, Allred DC, Ardoin SP, et al. Endocrine Society. Postmenopausal hormone therapy: an Endocrine Society scientific statement[J].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10, 95(7 Suppl1): s1-s66. [35] Neer RM, Arnaud CD, Zancheta JR, et al. Effect of parathyroid hormone(1-34)on fractures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 osteoporosis[J]. N Engl J Med, 2001, 344: 1434-1441. [36] Delmas PD, Ensrud KE, Adachi JD, et al. Efficacy of raloxifene on vertebral fracture risk reduction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 osteoporosis: four-year results from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J Clin Endocr Metab, 2002, 87: 3609-3617. [37] Kung AW, Chao HT, Huang KE, et 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raloxifene 60 milligrams/day in postmenopausal Asian women[J]. J Clin Endocrinaol Metab, 2003,88: 3130-3136. [38] Meunier PJ, Roux C, Seeman E, et al. The effects of strontium ranelate on the risk of vertebral fracture in women with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J]. New Engl J Med, 2004, 350: 459-468. [39] Reginster JY, Seeman E, De Vernejoul MC, et al. Strontium ranelate reduces the risk of nonvertebral fractures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 oste0porosis: Treatment of Peripheral Osteoporosis(TROPOS) study[J].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05, 90: 2816-2822. [40] Reginster JY, Bruyère, O Sawicki A, et al. Long-term treatment of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with strontium ranelate: Results at 8 years[J]. Bone, 2009, 45: 1059-1064. [41] Seeman E, Boonen S, Borgström F, et al. Five years treatment with strontium ranelate reduces vertebral and nonvertebral fractures and increases the number and quality of remaining life-years in women over 80 years of age[J]. Bone, 2010, 46: 1038-1042. [42] Alexandersen P, Toussaint A, Christiansen C, et al. Ipriflavone in the treatment of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JAMA, 2001, 285: 1482-1488.
就医指导 2016-07-05阅读量4545
病请描述:导语:骨质疏松症通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大多数患者在早期没有症状,随着人体骨质的逐步流失而出现症状,晚期大多数人会出现全身关节疼痛,甚至稍有不慎受到磕碰便会骨折。而且骨质疏松症一旦发生是不可逆转的,所有的治疗和干预只能起到延缓疾病发展及预防骨折的作用。因此,骨质疏松症的预防极为重要,而对于已患有骨质疏松症的人来说,更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那么,骨质疏松症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 骨质疏松症的预防和治疗总结起来就是三点: 基础预防、药物治疗、运动康复 一、基础预防 骨质疏松症的基础预防主要是注意日常饮食及生活方式,并适当补充有助骨骼健康的补充剂,来达到预防、改善骨质疏松的目的。它是骨质疏松预防和治疗过程中最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措施,但并不是“全部”和“唯一”,还需结合药物治疗和康复治疗。1.适用范围包括: (1)骨质疏松症的初级预防(尚未患有骨质疏松症时,针对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采取相应措施,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2)骨质疏松症的二级预防(已患有骨质疏松症,并尽早发现,尽早采取治疗措施阻止病程进展,防止骨折等并发症的发生);(3)骨质疏松症的药物治疗和康复期间。2.内容包括: (1)调整生活方式 ①富含钙、低盐和适量蛋白质的均衡膳食;②适当户外活动和日照,有助于骨健康的体育锻炼和康复治疗;③避免嗜烟、酗酒,慎用影响骨代谢的药物;④采取防止跌倒的各种措施,注意是否有增加跌倒危险的疾病和药;⑤加强自身和环境的保护措施(包括各种关节保护器)等。 (2)服用骨健康基本补充剂 ①钙剂: 作用:钙摄入可减缓骨的丢失,改善骨矿化。用法:我国营养学会制定成人每日钙摄入推荐量800mg(元素钙),是获得理想骨峰值,维护骨骼健康的适宜剂量。如果饮食中钙供给不足可选用钙剂补充,绝经后妇女和老年人每日钙摄入推荐量为1000mg。目前的膳食营养调查显示我国老年人平均每日从饮食中获钙约400mg,故平均每日应补充的元素钙量为500~600mg。注意:钙剂选择要考虑其安全性和有效性,高钙血症时应该避免使用钙剂。此外,应注意避免超大剂量补充钙剂潜在增加肾结石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②维生素D: 作用:促进钙的吸收、对骨骼健康、保持肌力、改善身体稳定性、降低骨折风险有益。用法:成年人推荐剂量为200IU(5μg)/d,老年人因缺乏日照以及摄入和吸收障碍常有维生素D缺乏,故推荐剂量为400~800IU(10~20μg)/d。维生素D用于治疗骨质疏松症时,剂量可为800~1200IU,还可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注意:使用维生素D制剂时应注意个体差异和安全性,定期监测血钙和尿钙,酌情调整剂量。二、药物治疗 1.适应证包括: (1)确诊骨质疏松症患者(骨密度:T≤2.5),无论是否有过骨折;(2)骨量低下患者(骨密度:-2.5<T值≤1.0)并存在一项以上骨质疏松危险因素,无论是否有过骨折;(3)无骨密度测定条件时,具备以下情况之一者,也需考虑药物治疗:—已发生过脆性骨折—OSTA筛查为“高风险”—FRAX®工具计算出髋部骨折概率≥3%或任何重要的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概率≥20%2.抗骨质疏松药物包括: (1)双膦酸盐类 药理作用:双膦酸盐是焦膦酸盐的稳定类似物,其特征为含有P-C-P基团。双膦酸盐与骨骼羟磷灰石有高亲和力的结合,特异性结合到骨转换活跃的骨表面上抑制破骨细胞的功能,从而抑制骨吸收。注意事项:口服双膦酸盐后少数患者可能发生轻度胃肠道反应,包括轻度上腹疼痛、反酸等食管炎和胃溃疡症状。故除严格按服药说明书服用外,有活动性胃及十二指肠溃疡、返流性食道炎者慎用。(2)降钙素类 药理作用:降钙素是一种钙调节激素,能抑制破骨细胞的生物活性和减少破骨细胞的数量,从而阻止骨量丢失并增加骨量。降钙素类药物的另一突出特点是能明显缓解骨痛,对骨质疏松性骨折或骨骼变形所致的慢性疼痛以及骨肿瘤等疾病引起的骨痛均有效,因而更适合有疼痛症状的骨质疏松症患者。注意事项:降钙素类制剂的总体安全性良好,少数患者可有面部潮红、恶心等不良反应,偶有过敏现象,可按照药品说明书的要求确定是否做过敏试验。(3)雌激素类 药理作用:雌激素类药物能抑制骨转换,阻止骨丢失。临床研究已证明激素疗法(HT),包括雌激素补充疗法(ET)和雌、孕激素补充疗法(EPT)能阻止骨丢失,降低骨质疏松性椎体、非椎体骨折的发生风险,是防治绝经后骨质疏松的有效措施。在各国指南中均被明确列入预防和治疗绝经妇女骨质疏松药物。注意事项:激素治疗有利有弊,治疗前要进行利与弊的全面评估,保证治疗利大于弊的前提下方可进行治疗。治疗过程中还需坚持定期随访和安全性监测(尤其是乳腺和子宫)。(4)甲状旁腺激素 药理作用:甲状旁腺激素是当前促进骨形成药物的代表性药物:小剂量使用有促进骨形成的作用。注意事项:患者对甲状旁腺激素治疗的总体耐受性较好,部分患者可能有头晕或下肢抽搐的不良反应。有动物研究报告,甲状旁腺激素可能增加成骨肉瘤的风险,因此对于合并Paget's病、骨骼疾病放射治疗史、肿瘤骨转移及合并高钙血症的患者,应避免使用。(5)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类 药理作用: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类不是雌激素,其特点是选择性地作用于雌激素的靶器官,与不同形式的雌激素受体结合后,发生不同的生物效应。临床试验表明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类的雷洛昔芬可降低骨转换至女性绝经前水平,阻止骨丢失,增加骨密度,降低发生椎体骨折的风险。降低雌激素受体阳性浸润性乳癌的发生率。注意事项:雷洛昔芬药物总体安全性良好。国外研究报告该药有轻度增加静脉栓塞的危险性,国内尚未发现类似报道。故有静脉栓塞病史及有血栓倾向者,如长期卧床和久坐期间禁用。(6)锶盐 药理作用:锶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参与人体许多生理功能和生化效应。锶的化学结构与钙和镁相似,在正常人体软组织、血液、骨骼和牙齿中存在少量的锶。人工合成的锶盐雷奈酸锶,是新一代抗骨质疏松药物。雷奈酸锶可同时作用于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具有抑制骨吸收和促进骨形成的双重作用。临床研究证实应用雷奈酸锶治疗能显著提高骨密度,改善骨微结构,降低发生椎体骨折及所有非椎体骨折的风险。最长临床资料长达10年。注意事项:雷奈酸锶药物总体安全性良好。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恶心、腹泻、头痛、皮炎和湿疹,一般在治疗初始时发生,程度较轻,多为暂时性,可耐受。具有高静脉血栓(VTE)风险的患者,包括既往有VTE病史的患者,应慎用雷奈酸锶。(7)活性维生素D及其类似物 药理作用:适当剂量的活性维生素D及其类似物能促进骨形成和矿化,并抑制骨吸收。有研究表明,活性维生素D及其类似物对增加骨密度有益,能增加老年人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降低跌倒的危险,进而降低骨折风险。注意事项:治疗骨质疏松症时应用上述剂量的活性维生素D总体是安全的。长期应用应定期监测血钙和尿钙水平。(8)维生素K2(四烯甲萘醌) 药理作用:四烯甲萘醌是维生素K2的一种同型物,研究表明维生素K2能够增加骨质疏松患者的骨量,预防骨折发生的风险。注意事项:少数患者有胃部不适、腹痛、皮肤瘙痒、水肿和转氨酶暂时性轻度升高。服用华法令的患者应禁用。(9)中药 药理作用:国内已有数种经SFDA批准的治疗骨质疏松的中成药。多数有缓解症状、减轻骨痛的疗效。注意事项:中药关于改善骨密度、降低骨折风险的大型临床研究尚缺乏,长期疗效和安全性需进一步研究。 三、运动康复 许多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证明,运动是保证骨骼健康的成功措施之一,不同时期运动对骨骼的作用不同:①儿童期增加骨量;②成人期获得骨量并保存骨量;③老年期保存骨量减少骨丢失。针对骨质疏松症制定的以运动疗法为主的康复治疗方案已被大力推广。运动可以从两个方面预防脆性骨折:提高骨密度和预防跌倒。 1.运动康复的建议 (1)运动原则 ①个体原则由于个体的生理状态和运动机能差异,应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②评定原则每个个体在选择运动方式时应进行生理状态包括营养、脏器功能等方面的评估。实际生活能力评定包括独立生活能力、生活质量等。环境评定包括居住环境、居住区的地理状况等。③产生骨效应的原则:负重、抗阻、超负荷和累积的运动可以产生骨效应,抗阻运动具有部位的特异性,即承受应力的骨骼局部骨量增加。(2)运动方式 负重运动,抗阻运动。例如:快步走、哑铃操、举重、划船运动、蹬踏运动等。(3)运动频率和强度 目前针对于骨质疏松的运动频率和强度还未达成共识,众多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指出高强度低重复的运动可以提高效应骨的骨量。建议:负重运动每周4~5次,抗阻运动每周2~3次。强度以每次运动后肌肉有酸胀和疲乏感,休息后次日这种感觉消失为宜。四肢瘫、截瘫和偏瘫的患者,由于神经的损伤和肌肉的失用容易发生继发性骨质疏松,这些患者应增加未瘫痪肢体的抗阻运动以及负重站立和功能性电刺激。小编提醒:以上这些关于骨质疏松症预防和治疗措施,仅作参考,不建议自行参照上述措施进行治疗,因为不管是基础预防、药物治疗还是运动康复,不同的患者实际治疗起来都会有所差异,都需要在专业医务人员的指导下进行。 所以,骨质疏松症究竟该如何治疗,具体还需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希望以上关于预防和治疗方法的介绍,能够帮助你理解。 *图片来自123RF正版图库
就医指导 2016-07-05阅读量2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