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请描述： 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谢冬 上面两照片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两位对气管外科做出巨大贡献的外科专家。右面那位叫Grillo，世界公认的曾经做过气管狭窄切除手术最多的专家，是美国波士顿麻省总医院外科主任，曾经做了100多例气管切除与吻合手术。他用离体研究得出结论，气管最长可以切除一半（约6.8cm)。这个长度已成为医书上的经典。 但是，实际上，临床医生基本没有人能够切除如此长度的气管。因为这个长度是离体实验，切除后再吻合，然后处死动物后离体标本用金属砝码测定拉不断的最大切除长度。这在活人身上是不可重复的！也是绝对不安全的！Grillo的成功病例最长也就是6cm。 Grillo做的气管切除绝大多数都是气管切开或插管后的良性气管狭窄，而且大多数没有经过过多的内镜治疗。因为，在他的时代，纤维内镜还刚刚应用到临床，激光治疗还没有发明。因此，气管狭窄都不太复杂，不需要切除太长的气管。但上一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手术技术非今日可比，麻醉及监测手段及设备更非今日可比。气管手术对麻醉要求甚高，上世纪的技术曾经是在气管切开吻合时，先将气管插管（那时主要是单腔插管）插至切断后远端气管中，保证双肺通气，让病人充分吸氧后，再将插管退到近端气管中（避免影响手术操作），赶紧缝上一针，再把插管通过吻合处，插到远端气管通气，再拔到近端，再缝一针。。。“疲于奔命”！不慎就有生命危险。因此，气管手术被大多数医生视为危途。九十年代初，我在英国伦敦世界著名的心肺移植中心见到一例气管狭窄切除手术，切除不过2公分，但是，参观手术的医生挤满一屋子，比参观心肺移植和重大疑难心脏手术的人要多得太多了！可见气管手术的稀罕，也从侧面反映出气管手术的危险和困难。 近十年来我已完成近五十例气管手术，我才更深地体会到气管手术的风险和难度。第一，目前我们的检查手段主要靠的是CT和气管镜。CT无法清楚准确地分辨气管壁的厚薄，而气管镜只能从气管腔内观察狭窄和肿瘤情况，更不了解管壁受累程度。因此，手术前对气管到底需要切除多长，只能粗略估计，无法精确到半公分水平。因此，手术前估计可以切除并一期吻合的病例，手术中有时需要切除更长，稍有不慎，切除后就可能吻合不上。我曾经遇到过1例术前认为切除3cm就可以了的病例，术中发现气管壁受侵更长，结果切除了5cm。类似的病例很多，与术前估计相差1~2cm的病例很普遍。因此，为了能够一期吻合，有时不得不姑息切除。而一旦吻合不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对于病人和医生来说，那将是一场多大的灾难啊！病人无法下台，甚至牺牲在手术台上。历史上曾有此类患者，为了生存，医生在其胸前从胸骨上打个洞，将气管拉出来与皮肤缝合在一起，患者从此不能说话，而且只能经胸前的孔洞“出气”（呼吸）。多么悲惨的情景！ 第二，气管周围都是重要脏器，有去头部和上肢的十几条大血管（动脉和静脉） ，后面紧贴食管，左右两侧是迷走神经，还有胸导管等等。任何损伤都会是致命的！而严重的气管狭窄，尤其是外伤后或经过多次各种治疗的病例，瘢痕极其严重，解剖不清，手术难度可想而知。加上现时的医患关系，哪个医生愿意没事找事呢？没有十分把握，没人愿意接治复杂病人。近十年来，我接诊和治疗的患者中大多数可以说是跑遍全国，跑遍全市各大医院，无人接治！ 第三，越是治得少，越没有经验。越没有经验，越没有把握。越没有绝对把握，越没有人接治。近年来我发现，大段气管切除后，可以突然发生高度的吸气困难。既不是所谓silent lung（寂静胸），也不是所谓 lock lung (闭锁肺），没有任何诱因，突发吸气困难，眼见着患者窒息。这种现象，青少年患者更为常见，让人危惧。机理不清，也就是说，人类对大段气管切除后气管的病理生理改变还缺乏真正的了解。第四，由于根治性手术的危险和困难，所以近年来保守治疗方法越来越多，有些简单患者经过内镜激光或冷冻治疗，得到缓解或根治，但也有一些由于治疗不当或过度治疗，病情越来越复杂，尤其是支架的广泛应用，并发症也越来越多，病情越来越严重，有些肉芽增生需要不断地激光冷冻治疗，有些支架造成了气管食管瘘，气管血管瘘等，病情更复杂，甚至死亡。越是复杂，越没有人接诊，更难以手术治疗。因此，希望借此短文，让更多的患者和家属了解气管手术的艰难，让更多的人了解，气管狭窄和气管肿瘤严重者，要么已经不治，要么承担风险一搏，争取生存，争取更好地生存。让我们共同努力，解救更多的气管狭窄和肿瘤患者！[1] 谢冬,姜格宁,徐志飞等.插管后气管狭窄的治疗进展[J].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2013,29(3):180-182.DOI:10.3760/cma.j.issn.1001-4497.2013.03.018.[2] 谢冬,姜格宁,徐志飞等.气管支气管憩室的诊断进展[J].国际呼吸杂志,2012,32(3):233-235.DOI:10.3760/cma.j.issn.1673-436X.2012.003.017.[3] 谢冬,陈昶,武春燕等.喉罩辅助通气治疗高位气管多形性腺瘤一例[J].中华胸部外科电子杂志,2014,1(1):61-62.DOI:10.3877/cma.j.issn.2095-8773.2014.01.013.
谢冬 2018-08-06阅读量5798
病请描述：“激光”“低温等离子”等看似神秘高深的科技，加上“一次性根治”的宣传，不少鼻患病人仿佛找到了救星。然而，事实是残酷的，在短暂的症状改善后，其中不少病人承受的是巨大的代价——鼻子发干，鼻塞依然，甚至出现了头痛，鼻涕增多，鼻涕倒流。 激光，低温等离子的技术，到底是鼻患病人的福音，还是将他们拖向了更深的深渊？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有必要先了解一下这些技术的治疗原理。激光治疗是利用受激辐射光产生的光热作用于组织，治疗温度高(超过150℃) ，通过破坏鼻黏膜上皮层起消融作用。低温等离子治疗是利用频率较高的电磁波在低温（40-70℃左右）对组织进行消融，通过导电介质在电极周围形成一个高度聚集的等离子体区，粉碎组织内的有机分子分子链，从而使分子和分子分离，组织体积缩小，使组织定点消融，常用来通过破坏鼻黏膜上皮下层起消融作用，其优点是热渗透少。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余洪猛 可以看出上述治疗都是针对鼻黏膜的治疗。鼻腔的生理功能与鼻黏膜的功能有着密切的联系，黏膜表面不仅有着重要的纤毛运输系统负责清除分泌物和外界进入的灰尘颗粒物质，而且在黏膜内不但有腺体分泌腺液负责保持鼻腔的湿润，还有其它各种感受器来对鼻腔是否通畅，温度是否适宜做出反应。通过激光、低温等离子的治疗在对鼻黏膜消融、使鼻甲萎缩变小的同时，势必会对鼻黏膜的功能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其产生的结果可能是背道而驰的。很多人认为低温等离子不作用鼻黏膜的上皮层，只是对上皮下层起作用，所以创伤要小得多，熟不知黏膜是一个整体，黏膜的根基都没了还谈什么无创伤和可以保护黏膜的功能呢？ 目前，激光，低温等离子的技术常用在治疗鼻炎所致的下鼻甲肥大上，通过对下鼻甲的消融以改善鼻腔的通气，但鼻炎所致的下鼻甲的肥大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下鼻甲骨质增生为主的骨性肥大，另一种是以下鼻甲黏膜增生为主的肥大。对于下鼻甲的骨性肥大是绝对不适合于用激光、低温等离子治疗的，这也是不少患者利用该技术治疗后不但没效果，而且还出现相应不适症状的原因。对一些以黏膜增生为主下鼻甲肥厚的病人，一般经过一段时间的鼻用激素等药物的正规治疗多可治愈，不要轻率地接受这种对黏膜的破坏性治疗。 当然，激光、低温等离子在鼻病的治疗上并不是没有作用，但对适应症的把握要特别慎重。对下鼻甲黏膜严重肥厚，并且经过正规的药物治疗不愈的病人，可适当的利用上述技术，对下鼻甲的后段肥厚的黏膜进行消融治疗（不应过度）是有一定疗效的。对过敏性鼻炎也可利用上述技术对筛前神经进行阻断，短期内对减低神经的敏感性有一定的效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但并不能达到根治的效果。另外，激光、低温等离子在鼻出血的治疗上效果较好，可以在鼻内镜的辅助下对出血点进行封闭治疗。对于使用激光、低温等离子治疗的病人，手术后鼻腔要使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并使用油性滴剂以保持鼻腔的清洁和湿润，促进黏膜的恢复。 对于已经轻率地接受过激光、低温等离子治疗，出现鼻塞、鼻干、鼻涕多及鼻出血等症状病人，要长期使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以及使用一些促进黏膜功能恢复，稀化粘液的药物，如标准桃娘精油（吉诺通）等药物，以期鼻黏膜的功能能有所恢复。但关键还在于鼻患病人应慎重对待激光、低温等离子的治疗，在选择这种技术治疗之前最好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向鼻科专业医生咨询。
余洪猛 2018-08-04阅读量9874
病请描述：患者：本人男 今年20岁 已有两年慢性单纯性鼻炎史 交替性鼻塞和间歇性鼻塞 自己用镜子看鼻孔可以看见鼻甲有水肿挡住鼻腔导致呼吸困难 不头疼 不流鼻涕 只有1个鼻孔塞着 睡觉时身体偏向左侧时候右鼻孔塞住 反之则左鼻孔塞住 以前白天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右鼻孔塞着 现在左鼻孔也塞着的 交替性塞着 尤其是夏天 天一热 鼻塞马上就上来 春秋要好一点点 冬天也鼻塞 化验、 08年8月23日在上海六院检查 医生查看鼻腔后判定为慢性单纯性鼻炎和鼻甲肥大 我上网查看了鼻甲肥大的定义 鼻甲肥大用喷了麻黄碱滴鼻液以后鼻甲仍然不消退 而我的鼻甲喷了麻黄碱以后消退了立即通气了 应该是鼻甲肿大 建议我做等离子手术 08年8月25日在上海五官科医院检查 医生不建议做等离子手术 开了地塞米松麻黄碱滴鼻液（开了2瓶）和复方白芷鼻炎颗粒（开了2个星期的），我看了地塞米松麻黄碱滴鼻液的说明书，该药适用于过敏性鼻炎，而我是慢性鼻炎，而且麻黄碱滴药不能太久 否则易引起药物性鼻炎 那为什么医生还给我开2个礼拜的麻黄碱呢 要一天滴三次 我需要不需要滴2个礼拜的麻黄碱呢 吃药 滴鼻子 没有起到效果 请问余大夫 按我的症状应该是慢性单纯性鼻炎和鼻甲肿大吧？我需要做等离子低温消融手术吗？如果不做的话我应该怎样治疗？那这次医生开的地塞米松麻黄碱滴鼻液要滴2个礼拜吗？如果我不治了 会不会继续加重 最严重的话会变成什么类型的鼻炎？ 不胜感激 祝愿余大夫生活愉快 万事如意 一个被鼻塞折磨的痛不欲生的患者 请问如果周五挂您的号应该怎么挂 因为挂号处给的专家号都是随机的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余洪猛上海五官科医院耳鼻喉科余洪猛：不建议用等离子治疗患者：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还抽空给我解答 非常非常感谢！ 请问余大夫 您说不建议我这个症状用等离子手术治疗的原因是什么呢 ？？谢谢！！ 那不用等离子手术治疗应该如何治疗呢？ 我才20岁 我不想这辈子就毁在鼻炎上 含泪感谢余大夫的帮助！！！上海五官科医院耳鼻喉科余洪猛：当鼻病患者需要做手术治疗时，其中常问我的一句话是：能不能帮我用激光、低温等离子手术，这常让我感到非常纳闷，激光、低温等离子和微波治疗为何如此深深地植入了患者的心里呢？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常常会问患者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总结其回答得出的结果是激光、低温等离子和微波对病人来说是一种神秘的高科技的东西，可达到一次性根治。但实际上其效果真如患者们所想的那样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将这些治疗的原理给患者们简单介绍一下：一、微波治疗的原理：利用电磁波，使照射部位组织中的极性分子（主要是水分子）随微波频率高速转动，相互摩擦产生热量，通过这种内部加热产生凝固性坏死，破坏鼻黏膜上皮层达到消融的目的。二、激光治疗：利用受激辐射光产生的光热作用于组织，治疗温度高(超过150℃) ,通过破坏鼻黏膜上皮层起消融作用。三、低温等离子治疗（射频治疗中的一种）：利用频率较高的电磁波在低温（40-70℃左右）对组织进行消融，通过导电介质(盐)在电极周围形成一个高度聚集的等离子体区，粉碎组织内的有机分子分子链，从而使分子和分子分离，组织体积缩小，使组织定点消融。多通过破坏鼻黏膜上皮下层起消融作用。其优点是热渗透少。可看出上述任何一种治疗都是针对鼻黏膜的破坏性治疗，对黏膜的功能必定要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看起来低温等离子治疗的副作用似乎要少些，很多人认为低温等离子不作用黏膜的上皮层，只是对上皮下层起作用，所以创伤要小得多，熟不知黏膜是一个整体，黏膜的根基都没了还谈什么无创伤和可以保护黏膜的功能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临床实践中，我发现不少病人做了上述治疗后，短期内因鼻黏膜消融萎缩而感觉鼻腔通气明显好转。但时间一长，患者们才发现其当初的选择为将来的治疗付出了无法挽回的代价。不少病人在治疗过了段时间后，仍感觉鼻腔不通气，甚至还出现鼻干燥不适、鼻涕多、鼻出血等等症状。我为这些病人检查时常发现鼻腔黏膜明显萎缩，鼻腔非常宽敞。按道理这么宽敞的鼻腔应该是通气的，但患者就是感觉有明显鼻塞，这是为什么呢？其实鼻腔的生理功能与鼻黏膜的功能有着密切的联系，黏膜表面不仅有着重要的纤毛运输系统负责清除分泌物和外界进入的灰尘颗粒物质，而且在黏膜内不但有腺体分泌腺液负责保持鼻腔的湿润，还有其它各种感受器来对鼻腔是否通畅，温度是否适宜做出反应。所以不是简单地，想当然地通过微波、激光、低温等离子等把鼻黏膜消融、萎缩变小就解决问题了，其产生的结果可能是背道而驰的。当然，微波、激光、低温等离子在鼻病的治疗上并不是没有作用，对一些特别肥厚的鼻甲适当的利用上述技术进行消融治疗（不应过度）也是有一定疗效的，对过敏性鼻炎也可利用上述技术对筛前神经进行阻断，短期内对减低神经的敏感性有一定的效果。另外，微波、激光、低温等离子在鼻出血的治疗上效果较好，可以在鼻内镜的辅助下对出血点进行封闭治疗。因此，我建议患者朋友们在选择微波、激光、低温等离子治疗鼻病上要三思而后行。患者：余大夫，千言万语也不足以表达我的谢意。我想请问我的慢性单纯性鼻炎应该怎样治疗?症状是总是鼻塞，用镜子可以看见里面有水肿挡住鼻腔导致呼吸困难，交替性鼻塞，主要是右鼻孔鼻塞，天气热的时候塞的特别历害，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上海五官科医院耳鼻喉科余洪猛：如用药治疗无效，则行下鼻甲成形术患者：余大夫您好,我是今天下午你诊断过的河南病人,我的鼻腔在读书的时候病急乱投医被游医打了好多针不知其名的药物,今天如您所说,鼻腔黏膜都毁掉了,想问您两个问题,1,我不清楚鼻黏膜的功能,是不是我的鼻黏膜已经没有什么功能了,那我呼吸进来的空气鼻子是不是也无法过滤什么的,鼻黏膜的毁灭对我最大的害处是什么,我的鼻黏膜是不是比一些做了等离子或者微波手术的患者的鼻黏膜受的创伤还要大??如果我放弃治疗了,我的鼻子以后最坏的后果是什么?第二,今天开的喷鼻雾和盐水,是同时进行还是间隔一两个小时隔开进行?我担心喷了鼻子立即用盐水洗会导致喷的药被盐水冲了没有效果。如果要隔开进行,要隔多久,先喷鼻雾还是先用盐水洗鼻? 不好意思又在麻烦您,我才20岁,我真的无法想象和承认我的鼻黏膜已经被破坏殆尽,当我知道自己的鼻黏膜这一辈子都没法恢复的时候，真的连死的心都有了，但是我还没报答我父母，我要活下去。上海五官科医院耳鼻喉科余洪猛：粘膜创伤是比较大,清洗后再用药,治疗些时间后看效果,恶性肿瘤病人也没你这么悲观患者：余大夫您好，再次向您表示感谢！上周五我在您那检查了，得知自己的鼻粘膜创伤已经很难恢复，心里十分难受很悲观，但是难受归难受，有病还是要治，我会全力配合您的治疗的，也会按时去医院请您治疗的，谢谢！！ 在使用您给我开的鼻喷雾剂——内舒拿的时候，我有个疑问，这个药的说明书上写的是一天1次，每次向两侧鼻孔各喷2次，而当时您给我说的是要早晚各喷一次，我不知道这药喷多了会不会不好，所以我想请问下我是应该按说明书一天喷1次，每次向两侧鼻孔各喷2次，还是应该按你所说一天喷2次，每次向两侧鼻孔各喷2次， 这瓶药大概可以喷140次 如果按说明书上写的一天喷一次，每次向两侧鼻孔各喷2次，大概可以使用140/4=35天 如果按您所说，一天喷2次，每次向两侧鼻孔各喷2次，大概可以使用140/8=17天 请问我是应该一天喷几次？ 然后每次对每一侧的鼻孔应该喷几下？ 不胜感谢！ 再次对余大夫表示忠心的感谢！！上海五官科医院耳鼻喉科余洪猛：先一天2次,一周后按说明书用.患者：余大夫 您好 又要麻烦您了 是这样的 我这两天一直在边用生理盐水清洗鼻子，清洗完用内舒拿喷喷鼻子，还在吃第一次去五官科医院医生给我开的复方白芷鼻炎颗粒 ，另外第一次去五官科医院医生开的地塞米松麻黄碱滴鼻液我没有敢再滴了 我在网上看了 网上说慢性单纯性鼻炎是鼻粘膜水肿堵住鼻腔 说生理盐水冲洗鼻腔有很好的作用 我想请问一下 在我鼻粘膜有很大创伤的前提下 单单依靠生理盐水冲洗 我的单纯性鼻炎有像其他那些用盐水洗好的网友一样暂时治愈的可能性吗？？ 我不求彻底治好 只希望不要这样永远鼻塞下去 如果手术什么的能治好 我真的希望马上手术 谢谢您！余大夫每天都为患者在线答疑 真的让我们很感动 遇见您是我们鼻炎患者的福音 遇见您是我们鼻炎患者的福音 再次代表大家向您表示感谢！！上海五官科医院耳鼻喉科余洪猛：治疗些时间再说患者：余大夫您好。我用药一个礼拜以来，却感觉比未用药要严重些，不知是为何? 我是先用从医院买来的生理盐水直接倒在手里冲洗鼻腔 冲完大概到2个小时后喷内舒拿 我以前白天不怎么鼻塞，只是夜晚睡觉鼻塞。现在不论白天夜晚都鼻塞，如果在室外行走要好些，坐下来铁定会鼻塞，两个鼻孔轮流交替塞住，是何原因呢? 我个人比较愚昧，我看了下内舒拿的说明书，内舒拿主要针对过敏性鼻炎，而我是慢性单纯性鼻炎，有2个疑问 1，是不是因为我用内舒拿有什么副作用导致白天也鼻塞? 2， 会不会因为耐药性什么的 使用内舒拿以后由慢性单纯性鼻炎转成过敏性鼻炎？？ 麻烦您了 感谢您在休息时间为我们答疑解难 非常非常谢谢您!上海五官科医院耳鼻喉科余洪猛：和你说过要所用药不是收缩血管的药,不会用了马上鼻腔就通气的,血管收缩药对鼻粘膜功能会有影响,你最好不要用.现你所用药有抗炎抗水肿的作用,需用些时间才能看出效果.
余洪猛 2018-08-04阅读量9427
病请描述： 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运动障碍(Paroxysmal Kinesigenic Dyskinesia, PKD)(MIM 128200)是发作性运动障碍(Paroxysmal dyskinesia)中的最常见的一种，是一组由突然运动所诱发的非随意运动障碍疾病，发作时以异常运动或异常姿势为特征，如肌张力障碍、舞蹈样动作、手足徐动、投掷样动作等，每次持续数秒至数十秒，发作间期正常1, 2。PKD是一种高度异质性疾病，大部分研究认为与遗传有关，随着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技术的发展，该病的首个致病基因被发现3-5，由此对其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本文将该疾病的临床表现及其遗传学的研究进展综述如下。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神内科曹立 1.PKD临床特征 PKD由Kertesz于1967年首次报道2，2004年Bruno等提出了PKD的临床诊断标准1:由突然动作诱发；发作持续时间短暂（小于1分钟）；发作期间意识清晰；发病年龄1-20岁，如有家族史，起病年龄可适当放宽；苯妥因钠或卡马西平能有效控制发作；神经系统体格检查及神经电生理检查正常且排除其他疾病。 PKD发病年龄可从6个月至33岁不等，但多见于7-15岁青少年，男女比例4:1～8:1，尤其在散发病例中，男女差异更为明显6。典型的PKD发作往往由突然动作诱发，比如起跑、起立开门或者接电话等，运动形式、速度、幅度的改变，意图动作甚至在持续动作中加入其他动作时也能诱发6-8，此外声音或图像的刺激、过度通气、情绪紧张等也可诱发6。70%的PKD患者发作前有预感，多数表现为受累肢体无力感1。部分患者在出现预感后可通过减慢患侧肢体动作以阻止发作6。PKD发作形式包括肌张力障碍、舞蹈样动作、投掷动作或以上非随意运动形式的任意组合6，其中肌张力障碍是最常见的发作形式7。通常发作多累及一侧肢体，也可两侧肢体同时受累或一侧重于另一侧。30%的患者发作时可累及面部肌肉，并因此出现言语表达障碍9。在频繁发作的患者中，发作间期存在“不应期”，即在前次发作后的约20分钟内，任何运动都不能再次诱发发作10。95%的患者发作时间小于1分钟1，对于发作持续时间过长的“PKD”患者，须考虑是否存在继发性因素，如心因性运动障碍等。值得注意的是，部分PKD患者还合并有婴儿惊厥（Infantile Convulsions，IC）、良性家族性婴儿惊厥(Benign Familial Infantile Seizures，BFIS)、婴儿惊厥伴阵发性舞蹈手足徐动症(Infantile Convulsions and Paroxysmal Choreoathetosis，ICCA)、偏头痛(migraine)、偏瘫型偏头痛(Hemiplegic migraine, HM)、发作性共济失调(Episodeic ataxia, EA)等发作性疾病4, 11-31。PKD患者每天发作频率各异，多数患者每日发作1-20次不等，也有患者每日发作20次以上1。PKD发作频率的高峰期往往出现在青春期，发作频率最高可至30-100次/天。PKD有自愈倾向，多数患者发作次数在20岁后逐渐减少，部分在30岁后甚至完全消失1。绝大多数患者对抗癫痫药物敏感，尤以卡马西平为著，研究表明86%的患者对卡马西平或苯妥英钠敏感1。在儿童PKD患者中，苯妥英钠用量与治疗癫痫时用量相似，而在成人患者中小剂量即可控制症状6。Houser等建议成人患者药物用量苯妥因钠每日5mg/kg或卡马西平每日7-15mg/kg9。托吡酯、巴比妥类药物亦可作为治疗药物6。由于PKD的自愈性，该疾病预后良好，对患者远期生存无影响1，但对于未确诊和治疗的病人，频繁发作会明显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2.PKD遗传学研究 已报道的PKD病例中大部分呈家族性，也有散发病例。家族性PKD遗传方式多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伴有不完全外显，但也有隐性遗传的家系报道32-36。家族性PKD中，单纯性PKD较少见，多伴有IC、BFIS、ICCA、偏头痛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目前共发现了三个与PKD有关的位点EKD1（Episodic Kinesigenic Dyskinesia 1），EKD2，EKD336-38。2.1 EKD1与PRRT2基因 对PKD致病基因定位研究的突破来源于对PKD与ICCA综合征同质性的认识35。ICCA综合征于1997年由Szepetowski等首次报道，该疾病患者主要表现在婴儿时期出现非热性惊厥和青少年期发生发作的性舞蹈手足徐动症(choreoathetosis，CA)39。家族性ICCA综合征亦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连锁分析和单倍型分析将致病基因定位于16号染色体D16S401与D16S517之间约10cM的区域(16p12-q12)39。之后Tomita等于1999年对8个日本PKD家系进行连锁及单体型分析，将PKD基因定位于16p11.2-q12.1,并命名为EKD1（Episodic Kinesigenic Dyskinesia 1）38，该区域与之前的ICCA位点有6．6cM的重叠区域39, 40，这些家系具有典型的PKD发作特点，且其中部分患者有婴儿期非热性惊厥病史。由于交叉的临床表现及定位，故许多学者认为PKD与ICCA综合征可能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临床表现。之后，Bennettn等对一个美国PKD家系的研究将并将致病位点定位于16p11.2- q12.1上的D16S3100和D16S771之间约18cM的区域内32，这个区域与先前日本家系的PKD位点有9.8cM的重叠，而与ICCA综合征的位点有3.4cM的重叠，这个结果更进一步证实了PKD和ICCA遗传同质性的观点。2011年，中国的研究小组率先证实PRRT2基因(Proline-rich transmembrane protein 2, PRRT2)为家族性PKD的致病基因3-5。 2.1.1 PRRT2突变与表型 PRRT2基因位于染色体16p11.2，包含4个外显子。自PRRT2基因被证实为家族性PKD的致病基因以来，迄今为止已有约20种PPRT2基因突变在PKD患者中得以明确41, 42，其中突变c.649dupC(p.R217PfsX7) 为突变热点，约占64%41-43。此外，由于PKD病人常合并其他神经系统发作性疾病，例如ICCA、BFIS等，且由于部分疾病的定位与EKD1接近，因此这些发作性疾病也引起学者的关注。近期的研究发现，在IC、BFIS、ICCA、HM、ET、热性惊厥(Febrile Seizures,FS)、偏头痛、发作性非运动源性运动障碍(Paroxysmal Non-kinesigenic Dyskinesia, PNKD)及发作性过度运动发性运动障碍(Paroxysmal Exercise-induced Dyskinesia, PED)家系及散发患者中也存在PRRT2基因突变4, 11-31, 41, 42, 44-53。这些结果提示上述一系列发作性疾病包括PKD有可能是同一疾病的不同表型。由于与PRRT2基因相关的疾病谱不断扩大，PRRT2-相关疾病（PRRT2-related Disorders，PRD）这一名称被提出41, 42，目前在PRD中发现的突变有57种，致病突变多位于PRRT2基因2号及3号外显子，其中无义突变占31种（54%），其他突变类型包括错义突变16种（33%）、剪切位突变6种（11%）和插入突变1中（2%）（表2）41, 42。而在所有突变中c.649dupC(p.R217PfsX8)出现的频率最高，由该突变导致的PRD患者占所有PRD患者的69%，该突变仍为突变热点（表2）41, 42。该突变为移码突变，其造成终止密码子提前出现，引起肽链截短，因此推测此突变导致PRRT2编码蛋白功能缺失进而引起疾病产生。目前PRRT2基因突变基因型与表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同一突变，例如c.649dupC，可导致几乎所有PRD表型3-5, 11-31, 41-44, 46-49, 52-58，其确切原因尚不得而知，但推测可能在于存在其他的突变引起修饰或甲基化形式的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已报道的与PRD病例中，具有阳性家族史的患者存在PRRT2基因突变的比例为88%，而散发病例只有35%存在PRRT2基因突变41, 42。其中对于PKD同样如此，PKD家系中发现PRRT2基因突变的占到91%，而散发病人仅有35%41, 42,并且散发PKD病人多为单纯性PKD，提示散发PKD的致病基因也许存在于EKD3（先前定位于EKD2的家系被证实存在PRRT2基因突变）14, 36, 37, 59。基于上述情况，对于存在阳性家族史的PRD患者，PRRT2基因筛查首选，在筛查策略上可优先筛查热点突变c.649dupC（p.R217PfsX7）。2.1.2 PRRT2与PKD发病机制PRRT2基因编码340个氨基酸，为跨膜蛋白，包含2个胞外区（氨基酸残基1-268及339-340），1个胞浆区（氨基酸残基290-317）和2个跨膜区（氨基酸残基269-289及318-338），且其跨膜区高度保守，提示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PRRT2的mRNA在苍白球、小脑、丘脑底核、小脑脚、尾状核及大脑皮层均有高表达3。小鼠中PRRT2基因的表达量随年龄而有所不同，在胚胎期16天前小鼠脑组织中PRRT2基因表达量始终保持低水平而后逐渐上升，至出生后7日时在脑和脊髓大量表达，而到生后14日，PRRT2基因表达量达到最高峰，随后再次出现下降并且进入成年后继续维持下降趋势3。小鼠组织中PRRT2表达量随年龄而变化的现象符合PKD发病和缓解具有年龄依赖性的特征。PRRT2基因突变中无义突变占到多数，且大部分位于N端的胞外区（表2），其结果是引起肽链不同程度的截短，并导致C端跨膜区的缺失。通过对这些截短蛋白的功能研究后证实截短的PRRT2蛋白不能锚定于胞膜，由此推测膜定位功能的缺失可能与疾病的发生有关3。而大部分错义突变位于含有跨膜区的C端（表2），这些点突变可能直接造成跨膜区功能的异常而同样导致膜定位功能的改变。体外培养的细胞系中截短的PRRT2蛋白并没有表达，这一现象推测可能与无义突变介导的mRNA降解 (Nonsense-mediated mRNA Decay, NMD) 有关18。NMD是一种mRNA水平的调控机制，其通过识别和降解含有提前终止密码子的转录产物阻止有潜在毒害作用的截短蛋白的表达60。在PKD中由于PRRT2 mRNA降解引起单倍体不足（haploinsufficiency）61同样可能造成PRRT2蛋白功能缺失进而导致疾病的发生。 然而PRRT2是如何进一步引发疾病的发生仍不明确，但PNKD的致病机制给了PRRT2功能研究一丝启示。PNKD同样是发作性运动障碍疾病中的一种，其临床表现和PKD有着一定的相似，这提示两者的致病机制同样可能存在共通之处。PNKD蛋白参与了神经突触调节过程，并且PNKD基因突变会干扰多巴胺能信号传导过程62。巧合的是，既往一项酵母双杂交筛选研究中曾发现，PRRT2与囊泡蛋白SNAP25(Synaptosomal-associated protein,25kDa)存在相互作用63。近期的研究也证实了PRRT2与SNAP25是相互作用蛋白18。SNAP25是Q-SNARE突触前蛋白，其与突触融合蛋白1（syntaxin-1）及突触泡蛋白-2（synaptobrevin2），也称为囊泡相关膜蛋白－2(vesicle-associated membrane protein-2,VAMP-2）共同组成胞吐复合体（SNAP receptors, SNARE）参与神经突触囊泡胞吐过程64。此外，SNAP25还参与电压门控的钙离子通道(Voltage-gated calcium channels,VGCC)的调控，其中包括与偏瘫型偏头痛相关的Cav2.1钙离子通道42。SNAP25蛋白在基底节区高表达且参与了突触前膜钙离子介导的胞吐过程。研究发现在兴奋的神经元中SNAP25能负向调控VGCC，而SNAP25突变的小鼠兴奋性较野生型明显增高，但通过抗癫痫药物能改善小鼠的兴奋状态65。提示PKD的致病机制可能与PNKD类似由于参与突触调控过程的蛋白功能异常引起，并继而引起神经元的高兴奋性。作为SNAP25相互作用蛋白的PRRT2发生功能缺失后很可能通过影响SNAP25介导的突触囊泡胞吐过程或VGCC调控导致疾病的发生。 2.2 EKD2 2000年，通过对一个印度PKD家系的研究，将致病基因位点定位于16q13-q22．1之间的15.8cM的区域。由于该位点和之前在日本家系中发现的位点和ICCA综合征的位点不同，故把它认定是PKD的第二个位点，命名为EKD236。该家系后证实存在PRRT2基因突变14, 36。 2.3 EKD3 2002年，Spacey等人37报道了一个英国PKD家系，该家系成员中PKD患者发病年龄6-13岁，且均为单纯性PKD，不伴有IC、BFIC、ICCA等其它神经系统疾病。通过连锁分析和单倍体分析，其疾病位点与之前两个PKD位点和ICCA综合征的位点不连锁，并且在16号染色体上没有找到相关连锁区域，因此认为存在第三个PKD位点，且该家系为单纯性PKD，故认为第三个位点与单纯性PKD相关37, 59。 综上，随着首个PKD致病基因的明确，对于PKD及其相关疾病的认识在不断加深，虽然目前PKD的致病机制仍不完全明了，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PKD临床症状复杂多样及遗传异质性之谜将解开。同时也将会给其他PKD致病基因的发现和基因产物的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参考文献（略）
曹立 2018-07-30阅读量5478
病请描述：临床工作中，经常有患者咨询，谢大夫，如果我做肺移植，术后有哪些常见风险？每一种终末期肺病病因不同，围术期风险也有差异，最常见的风险分析如下：手术相关风险一、肺叶扭转二、血管吻合口并发症由于肺移植血管吻合技术注意到吻合口对位不准确可能造成的肺动脉扭转，因此术后一般不会出现单纯的肺血管扭转。（一）血管吻合口狭窄这是一种少见、但死亡率较高的并发症，从术后早期到术后2~3年均可能发生，甚至远至术后6年。可能的原因包括：吻合技术失误、供受者血管直径差距较大、吻合口距离上叶动脉太近等。吻合口小部分狭窄患者的临床症状可不明显，狭窄范围较大时则会出现较为明显的肺缺血或肺水肿的表现。常见的临床症状有咳嗽、咯血， 发烧、胸痛、呼吸困难、持续性肺动脉高压表现、低氧血症、胸腔积液等，扣诊患侧呈实音，听诊患侧呼吸音减弱。诊断主要依靠实验室检查以及影像学检查。动脉血气分析显示通气/血流（V/Q）比值增加、氧分压下降。胸部X线/CT可见移植肺出现肺缺血或肺水肿表现，肺血管造影以及核磁共振成像（MRI）可较为准确的观察到血管吻合口狭窄的程度。食管内超声心动图也可以观察血管狭窄的程度。当移植患者术后出现血管吻合口狭窄时，主要治疗措施包括手术和血管介入治疗。可采取电视胸腔镜辅助手术（VATS）对出现狭窄的吻合血管进行切除、修剪后进行重新吻合。也可采取血管介入进行球囊扩张或放入血管支架以扩张出现狭窄的血管。（二）血管吻合口的血栓形成 在移植肺血管吻合的手术操作中，肺静脉采用的是左房袖-左房袖的吻合方式。虽然也曾有人在动物实验中证实肺静脉－肺静脉的吻合方式也是可行的，但是该吻合术式发生吻合口血栓形成的比率较高，基本不采用。如果吻合技术恰当，肺静脉栓塞发生率很低。Bartley P等报道，60例单肺移植、74例双肺移植患者中均只有1例发生肺静脉栓塞[。 肺静脉发生栓塞的临床表现有咳泡沫状血痰，胸痛、胸闷、呼吸困难等肺水肿的症状，胸管的引流液有所增加、肺动脉楔压升高，但单凭症状诊断肺移植后肺静脉栓塞有困难。X线片可显示移植肺出现弥漫性间质性肺水肿表现；肺核素灌注扫描显示移植肺灌注降低；肺血管造影可以较为清晰地显示栓塞的部位以及程度。对于左房血栓，使用血管造影检查效果一般不佳，可以采用食管内超声心动图观察血管吻合口的情况以及左房内有无血栓。三、肺移植手术后胸腔大出血大量持续胸腔出血是肺移植术后早期死亡的危险因素。各个移植中心报道的肺移植受者选择，手术技术等情况不尽相同，术后出血发生率有明显差异。Lehmkuhl等报道，235例肺移植手术，4例（1.7％）发生术后出血，其中肺动脉出血3例、凝血功能障碍1例。Gomez报道68例肺移植，6例（9％）需再次手术止血，其中4例死亡；与术后出血关系最密切的危险因素是体外循环。（一）大出血原因与预防血管吻合口出血肺动脉与左心房吻合口出血可造成致命大出血，作吻合时要对合准确。由于左心房壁较薄弱，加上连续缝合，一旦出血不易控制。因此，对左房壁薄者可加上垫片，以防撕裂。此外，患者侧卧位术毕变动体位时宜轻柔，再次肺移植时尤要注意。胸腔粘连处出血胸腔粘连特别是严重肺部感染性病变引起的粘连以及胸部手术后引起的粘连，其粘连条索内含有丰富血管，而且可与体循环的动脉如支气管动脉、食管床动脉或肋间血管形成交通，容易导致大出血。仔细运用电刀分离，用氩气刀喷射创面，结合必要的结扎、缝扎是预防此类出血的关键。肺移植术后大量失血多见于以前有肺手术史或胸腔感染的患者，或有Eisenmenger综合症广泛侧支循环的患者。1986年Burke报道，28例心肺移植，8例围术期死亡，术后出血重要的危险因素为继往开胸手术史。Curtis等报道，有气胸治疗史的囊性肺纤维化患者常常有胸膜腔致密粘连，与其他无胸腔粘连患者相比，肺移植术后出血等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没有差异。其他来源的出血肋间血管、胸壁组织血管、食管床动脉分支和支气管动脉及其分支多来源于体循环，压力高，也是引起胸腔内大出血的重要原因。肋间血管的破裂多发生于关胸时缝针的损伤或肋骨断端的损伤，因此在关胸前应对肋间的缝线周围仔细检查，如有活动性出血，应严密缝扎；针对肋骨断端，也可以预防性地在其上、下侧缝扎肋间血管，避免术后断端对肋间血管的损伤。严重的胸腔粘连或壁层胸膜剥离，胸膜外胸壁组织损伤出血，这类出血单纯依靠电凝往往难以彻底止血，关胸后痂皮脱落和胸腔负压的形成，将引起较大的活动性出血，因此运用缝扎的方法较为可靠。游离支气管容易损伤支气管动脉及其分支，而此类血管的位置相对隐蔽，容易疏忽，因此在操作中应注意手法轻柔，避免粗暴牵拉游离，多用钳子钳夹周围组织后再离断结扎为妥；关胸前应格外注意支气管周围，观察有无活动性出血。由于肺血管床的压力较低，如果不存在明显的胸部残腔或者明确的凝血机制障碍，通常因肺实质的粗糙面引起的大量胸腔出血较为少见。虽然如此，手术中耐心细致的解剖，肺粗糙面严密褥式缝扎或使用自动切割缝合器，分离粘连时充分利用电刀分离止血，应用氩气电刀止血，将生物胶喷涂于肺出血面等。另外应尽量避免胸部残腔的形成。（二）大出血的监测与治疗术后血性胸液较多者，应严密观察血压、脉搏变化，保持胸腔引流管通畅，及时输入新鲜血液，给予纤维蛋白原、止血药物或钙剂。如果早期出现失血性休克的各种临床表现，中心静脉压低于5cmH2O、尿量小于25ml/h，特别是在输给足够的血液后，休克现象和各种检测指标没有好转，或反而加重，或者一度好转尔后又恶化者，都提示手术后出血。一般认为，血性胸液超过150～200ml/h，并持续呈血性超过3～4h，是剖胸止血的指针。或者胸腔引流量少，但患者出现心率加快、血压下降等出血性休克表现，血球压积和血红蛋白低下（失血时如果未及时补充晶、胶体，血球压积和血红蛋白指数也可假性正常），若有心包填塞的表现或胸片提示胸腔内有较大血凝块时，也应剖胸探查。体外循环手术后引流液多有两种可能：凝血机制障碍、出血。引流液多但激活全血凝固时间（Activated coagulation time，ACT）测定及凝血化验均在正常范围，提示胸腔内活动出血。抢救需要大量输血、输液、补充血容量的不足，同时测CVP以避免补液过多引起肺水肿。大量输血可导致体液转移，血流动力学紊乱，激发炎症反应，增加肾功能不全和肺功能不全。血气分析检测便于及时通过氧气供给和调整补液，纠正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凝血时间的检测以及即时运用凝血制剂纠正凝血功能低下。近来报道，重组活化VII因子治疗肺移植术后出血，剂量为60～90ug/kg，止血效果明显，没有发生与治疗相关的血栓性疾病。抑肽酶也可明显减少术后出血和输血量。保守治疗无效者，剖胸探查均发现为活动性出血。剖胸止血中，先快速清除积存于胸腔的积血和凝血块，然后逐一检查可能的出血点。有时可能出现无法寻及出血点的情况，切忌草率关胸，应清洗胸腔，保证良好视野，并等待血压逐渐恢复正常后，再次逐一查看胸腔。四、气道吻合口并发症肺移植术后气道吻合口并发症较常见，发生率约15％/吻合口或33％/人，其中吻合口狭窄达12％～23％，平均出现在术后3～6个月。发生在术后近期的吻合口裂开、广泛坏死多由于吻合技术缺陷导致，常需立即开胸修补，随着近些年肺移植技术基本成熟规范化现已少见。目前国内外单/双肺移植吻合口都选在支气管水平，以缩短供体支气管长度、减少缺血区域，所以肺移植术后气道并发症主要表现为术后远期支气管吻合口狭窄。（一）气道吻合口狭窄的原因和预防吻合口狭窄是组织缺血状态下的修复和过度增生造成的。手术过程中游离气管/支气管很容易影响血供，因此单、双肺移植均采用支气管吻合，尽可能改善吻合口受者端缺血。为恢复中断的支气管动脉系统，有人建议支气管动脉重建：或将供者支气管动脉的胸主动脉起始处与受者主动脉吻合、或将供者支气管动脉与受者胸廓内动脉吻合；但由于手术时间长、操作复杂，未能推广。此外，采取供肺保护措施、对某些患者术后应用增加血流的药物（如前列腺素、肝素、激素等），可能有助于减少供肺支气管的缺血-再灌注损伤。支气管吻合方式主要有套入式缝合支气管、单纯连续缝合法和改良式套入吻合法等，对气道吻合口并发症都有一定的影响。套入式吻合较单纯连续缝合减轻气道吻合口的缺血，但增加了吻合口狭窄和术后肺炎的风险，在选择吻合方式上目前争议颇多。肺移植术后曲霉菌的感染率较高，约为6.2％～12.8％，许多学者发现如果早期从吻合口坏死组织中检出曲霉菌，则晚期气道并发症的发生率大大增加。曲霉菌感染与支气管壁缺血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确定，究竟是吻合口坏死招致曲霉菌感染或是曲霉菌感染导致吻合口坏死还不清楚，但二者常同时存在。吻合口狭窄也与免疫状态下的增生或与大量使用激素等有关。随着对肺移植的深入研究，手术后气道并发症的原因中激素的大量使用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实验证明激素并没有防止早期排斥的作用，故有人建议避免术前应用激素，术后最好推迟到2～4周以后；或者改用小剂量用法﹙15mg/d﹚来改善肺的再灌注损伤。（二）气道吻合口狭窄的诊断和治疗临床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呼吸困难、活动后气急、胸闷、咳嗽、咯痰困难；听诊呼吸音低、增粗，可闻及哮鸣音，远端痰液潴留则可能闻及湿罗音。早期症状和排异反应极其相似，肺功能检查和临床表现均不能鉴别。胸片可显示远端肺不张或萎缩。纤维支气管镜是确诊的关键，通常将口径小于正常的50％作为狭窄的诊断标准，外观表现为纤维素性、肉芽肿性、骨软化和硬性瘢痕组织增生性狭窄。第一次支气管镜检查一般在术后10～14d进行；有人主张在拔管前或怀疑存在感染、排异时于术后2～3d即可行检查，观察吻合口愈合情况、清除坏死脱落的粘膜及帮助患者排痰。气道吻合口狭窄的治疗主要有激光烧灼、冷冻、球囊扩张、硬支气管镜及硬管扩张、放置气道支架、腔内放射治疗等，一般根据气道狭窄的性质选用。对于吻合口纤维性坏死及局部肉芽肿增生性狭窄, 多采用硬支气管镜下激光烧灼/冷冻来清创治疗，清创时应特别注意防范支气管纵隔瘘，处理后因局部水肿呼吸困难常不会很快好转，待坏死组织脱落后才能明显改善。软骨部的局限狭窄可考虑球囊扩张，但应在早期支气管周围无硬瘢痕组织时才易于成功，用不同的中空金属圆柱管作扩张器，在扩张的时候能保证被扩张的气管通气。扩张和清创无效或骨软化性狭窄需放置支架。目前常用支架分硅胶和记忆合金两种，在纤维性和肉芽肿性狭窄中常放置硅胶支架，便于调整，但有易于闭塞和移位的缺点；骨软化性多选用金属支架，其管腔相对较大不易移位、松脱，对纤毛运动损伤小，但不便做调整和取出。吻合口狭窄大部分是组织的过度增生造成的，所以往往会反复狭窄，近来有人对支气管狭窄复发的患者采用腔内高剂量近距离照射(铱-192)，取得了满意疗效。所有方法都不能奏效的患者，可进行袖状切除狭窄段支气管、双肺叶切除及再植。五、术后心血管系统并发症肺移植术后心血管系统并发症包括左心衰竭、右心衰竭、心肌梗死、心律失常、血栓性疾病等，与之相关的死亡率在小儿为2%，成人为6%。
谢冬 2018-02-26阅读量9818
病请描述：上面两照片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两位对气管外科做出巨大贡献的外科专家。右面那位叫Grillo，世界公认的曾经做过气管狭窄切除手术最多的专家，是美国波士顿麻省总医院外科主任，曾经做了100多例气管切除与吻合手术。他用离体研究得出结论，气管最长可以切除一半（约6.8cm)。这个长度已成为医书上的经典。但是，实际上，临床医生基本没有人能够切除如此长度的气管。因为这个长度是离体实验，切除后再吻合，然后处死动物后离体标本用金属砝码测定拉不断的最大切除长度。这在活人身上是不可重复的！也是绝对不安全的！Grillo的成功病例最长也就是6cm。Grillo做的气管切除绝大多数都是气管切开或插管后的良性气管狭窄，而且大多数没有经过过多的内镜治疗。因为，在他的时代，纤维内镜还刚刚应用到临床，激光治疗还没有发明。因此，气管狭窄都不太复杂，不需要切除太长的气管。但上一世纪七十年代之前，手术技术非今日可比，麻醉及监测手段及设备更非今日可比。气管手术对麻醉要求甚高，上世纪的技术曾经是在气管切开吻合时，先将气管插管（那时主要是单腔插管）插至切断后远端气管中，保证双肺通气，让病人充分吸氧后，再将插管退到近端气管中（避免影响手术操作），赶紧缝上一针，再把插管通过吻合处，插到远端气管通气，再拔到近端，再缝一针。。。“疲于奔命”！不慎就有生命危险。因此，气管手术被大多数医生视为危途。九十年代初，我在英国伦敦世界著名的心肺移植中心见到一例气管狭窄切除手术，切除不过2公分，但是，参观手术的医生挤满一屋子，比参观心肺移植和重大疑难心脏手术的人要多得太多了！可见气管手术的稀罕，也从侧面反映出气管手术的危险和困难。近十年来我已完成近五十例气管手术，我才更深地体会到气管手术的风险和难度。第一，目前我们的检查手段主要靠的是CT和气管镜。CT无法清楚准确地分辨气管壁的厚薄，而气管镜只能从气管腔内观察狭窄和肿瘤情况，更不了解管壁受累程度。因此，手术前对气管到底需要切除多长，只能粗略估计，无法精确到半公分水平。因此，手术前估计可以切除并一期吻合的病例，手术中有时需要切除更长，稍有不慎，切除后就可能吻合不上。我曾经遇到过1例术前认为切除3cm就可以了的病例，术中发现气管壁受侵更长，结果切除了5cm。类似的病例很多，与术前估计相差1~2cm的病例很普遍。因此，为了能够一期吻合，有时不得不姑息切除。而一旦吻合不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对于病人和医生来说，那将是一场多大的灾难啊！病人无法下台，甚至牺牲在手术台上。历史上曾有此类患者，为了生存，医生在其胸前从胸骨上打个洞，将气管拉出来与皮肤缝合在一起，患者从此不能说话，而且只能经胸前的孔洞“出气”（呼吸）。多么悲惨的情景！第二，气管周围都是重要脏器，有去头部和上肢的十几条大血管（动脉和静脉） ，后面紧贴食管，左右两侧是迷走神经，还有胸导管等等。任何损伤都会是致命的！而严重的气管狭窄，尤其是外伤后或经过多次各种治疗的病例，瘢痕极其严重，解剖不清，手术难度可想而知。加上现时的医患关系，哪个医生愿意没事找事呢？没有十分把握，没人愿意接治复杂病人。近十年来，我接诊和治疗的患者中大多数可以说是跑遍全国，跑遍全市各大医院，无人接治！第三，越是治得少，越没有经验。越没有经验，越没有把握。越没有绝对把握，越没有人接治。近年来我发现，大段气管切除后，可以突然发生高度的吸气困难。既不是所谓silent lung（寂静胸），也不是所谓 lock lung (闭锁肺），没有任何诱因，突发吸气困难，眼见着患者窒息。这种现象，青少年患者更为常见，让人危惧。机理不清，也就是说，人类对大段气管切除后气管的病理生理改变还缺乏真正的了解。第四，由于根治性手术的危险和困难，所以近年来保守治疗方法越来越多，有些简单患者经过内镜激光或冷冻治疗，得到缓解或根治，但也有一些由于治疗不当或过度治疗，病情越来越复杂，尤其是支架的广泛应用，并发症也越来越多，病情越来越严重，有些肉芽增生需要不断地激光冷冻治疗，有些支架造成了气管食管瘘，气管血管瘘等，病情更复杂，甚至死亡。越是复杂，越没有人接诊，更难以手术治疗。因此，希望借此短文，让更多的患者和家属了解气管手术的艰难，让更多的人了解，气管狭窄和气管肿瘤严重者，要么已经不治，要么承担风险一搏，争取生存，争取更好地生存。让我们共同努力，解救更多的气管狭窄和肿瘤患者！[1] 谢冬,姜格宁,徐志飞等.插管后气管狭窄的治疗进展[J].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2013,29(3):180-182.DOI:10.3760/cma.j.issn.1001-4497.2013.03.018.[2] 谢冬,姜格宁,徐志飞等.气管支气管憩室的诊断进展[J].国际呼吸杂志,2012,32(3):233-235.DOI:10.3760/cma.j.issn.1673-436X.2012.003.017.
谢冬 2017-10-20阅读量1.2万
病请描述： 声带白斑病因的研究 陈敏 吴海涛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医院，上海） 【摘要】声带白斑被认为是喉鳞状细胞癌前病变之一，术后容易复发，并且存在癌变的可能，了解声带白斑的病因研究进展，针对病因进行尽早防治，对于声带白斑和喉癌的诊断及治疗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声带白斑，病因，癌前病变。 喉癌是头颈部常见的恶性肿瘤，主要的病理类型为鳞状细胞癌。声带白斑又称喉白斑，指声带粘膜表面呈白色斑块状隆起、也可呈白色脚状突样病变[1]，是由于声带粘膜上皮生长异常或成熟异常及过分角化引起的喉炎症改变。其病理类型差异较大，包括炎性或单纯鳞状上皮增生（角化、过度角化、角化不全）和异型增生（轻度、中度、重度）。喉粘膜上皮的过度角化具有一定的恶变倾向[2]，在临床上常声带白斑也被称为喉鳞状细胞癌的癌前病变。目前认为病变程度和不典型增生程度是声带白斑复发和癌变的危险因素[3]。临床常见症状为声嘶，治疗方式为保守治疗和显微喉镜下切除有白斑的声带粘膜。 声带白斑多见于40岁以上的男性，其发病可能与吸烟、嗜酒、胃咽反流等局部因素及维生素A缺乏等全身因素有关。但其病因尚不明确，现就声带白斑的病因研究进展作以下综述。 1.物理因素 声带白斑的发生与长期用声有关[4]，声带发声损伤引起的微血管损伤，可能造成大分子免疫复合物沉积在受损的微血管，从而引起继发炎性改变[5]，这可能与声带白斑和声带小结的形成有关，但是有的患者有声带小结却并不伴有白斑，因此用声不当与白斑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明确。 2.化学因素 最近有研究表明吸烟在喉部慢性疾病发病中作为了一种独立影响因素存在[6]，除了吸烟、嗜酒，近些年有很多关于反流与声带白斑相关性的研究。Beltsis等通过24小时pH监测声带损伤切除者的胃食管反流和咽喉反流情况进行检测。结果与一般胃食管反流患者相比，咽喉反流在声带损伤患者中更普遍存在[7]，胃食管反流与咽喉反流常同时存在。Kelly等发现长期暴露于胃蛋白酶作用下的下咽部鳞状细胞的细胞迁移与集落形成能力高于对照组，提示长期胃蛋白酶的作用促进了气道上皮癌变与转移[8]，说明了胃食管反流引起了胃蛋白酶在咽喉部的致癌作用。 但李湘平等通过对19例声带癌及17例声带白斑拟行手术治疗的患者，术前进行吸烟饮酒等生活史采集，24小时多通道腔内阻抗-PH监测，与16例健康成人对照比较。结果发现声带癌和声带白斑患者发生咽喉反流、胃食管反流与吸烟史、饮酒史均未发现相关关系。虽然反流阳性率较高，但反流与声带白斑的相关性缺少统计学支持，应重视反流内容物非酸反流对声带粘膜的损伤[9]。 长期胃咽反流的刺激可能在声带白斑的形成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否是白斑及喉癌的独立危险因素还存在争议。 3.生物因素 相关研究的流行病学数据和结果表明人乳头状瘤病毒可能是上呼吸道肿瘤的危险因子之一。同样在喉癌的癌前病变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在16例声带白斑中有6例检测到有HPV 的DNA存在[10]。Waters等人通过对15例声带白斑患者进行组织活检，结果1例为HPV阳性，14例为阴性，所有患者在之后的随访中均未发生恶变，所以认为人乳头状瘤病毒在非进展性、高分化的喉部病变中可能并不起作用[11]。但最近有研究认为HPV感染与喉鳞状细胞癌和癌前病变有关,但危险因素与亚型分布没有显著相关性[12]。尽管HPV是否与声带白斑的发生有关，目前还不能确定，但HPV的检测对于临床诊断喉癌和癌前病变还是具有有重要意义的。 有关于喉癌患者喉粘膜微生物研究表明幽门螺杆菌（HP）定植于喉粘膜，喉部可能作为其传播中的感染微环境之一，推测HP的感染可能是喉癌的危险因素[13]。那么，声带白斑的发生是否也与HP的感染有关，尚需要研究证明。还有EB病毒感染与鼻咽癌的高度相关，未查到EB病毒与白斑的相关记录，但是与EB病毒感染相关的疾病有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慢性活动性EB病毒感染、噬血细胞综合征、鼻咽癌、淋巴瘤及X连锁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等疾病患者的免疫功能有不同的改变,与感染EB病毒引起的免疫系统紊乱有密切关系[14]。那么声带白斑的发生可能也是由于免疫功能的改变造成的，其是否也与EB病毒感染有关需要进一步研究。有研究直接检测慢性喉炎患者组织中的细菌，提示慢性喉炎与细菌细胞膜有关[15]。细菌细胞膜是否也与声带白斑的形成有关？因此声带白斑与微生物感染的关系还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4.炎症因子 4.1 成纤维细胞在组织损伤后的修复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在调节细菌感染引起的炎症反应中，能表达一些炎症介质。King等人将来自息肉、瘢痕和正常组织的声带成纤维细胞（VFF）与CD14 +单核细胞共同培养7天，再加入脂多糖（LPS），收集培养上清液，ELISA检测TNF-α，IL-6，IL-8，IL-10，IL-1，IL-12，MCP-1的浓度。24小时后在脂多糖作用下，与VFF共同培养的巨噬细胞中TNF-α，TNF-β，IL-1，IL-12和IL-10表达相比正常的VFF和CD14 +单核细胞的对照组显著增加[16]。声带息肉及瘢痕VFF可以调节异常炎症反应，那么声带白斑作为一种慢性炎症疾病，VFF和巨噬细胞分泌的炎症介质可能也参与其中。 4.2 白细胞介素10启动子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声带白斑的易感性研究发现，IL-10启动子区一1082／-819／-592多态性及血浆中高浓度的IL一10与声带白斑的发生有关，同时，突变基因型与IL一10血浆浓度有关[17]。声带白斑患者中IL-10启动子区多态性位点的突变率较正常对照人群高，突变的基因型调节血浆中IL一10的浓度，使此类人群体内IL-10处于高水平，高水平IL-10通过下调巨噬细胞表面分子，调节自身的达到抑制效应，这些巨噬细胞的表面分子能够降低对T细胞的抗原提呈功能，从而进一步抑制T细胞介导的肿瘤免疫功能。因此，IL-10可以作为一个喉癌癌前病变(声带白斑)的危险指标和预后的影响因子。 5.免疫异常 树突状细胞（DC）作为体内最重要的抗原呈递细胞，它的功能是提醒适应性免疫系统警惕潜在威胁，将外源或致病性的分子(称为抗原)呈递给效应细胞，使其对感染或肿瘤生长做出应答。金丹等研究报道声带息肉、喉黏膜白斑及声门型喉鳞癌均存在免疫活动异常，声带白斑组织中DC数量较正常组增高，但较声带息肉组减少[18]。表明声带白斑的免疫功能减低程度更大，提示这是喉黏膜白斑易癌变的一个危险因素。病变从喉黏膜白斑发展到声门型喉鳞癌，DC数量减少，说明癌前病变的喉黏膜炎症等因素的持续刺激，使机体的免疫系统受到抑制，导致机体免疫逃逸的发生，最终癌变，因此喉黏膜白斑组织中免疫系统监视功能的减弱是从癌变前的阶段向恶性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 6.基因蛋白调控 6.1.热休克蛋白70(HSP70)是所有原核和真核细胞在高温或应激情况下产生的一组非常保守的蛋白质分子, 作为分子伴侣可以控制蛋白质的质量或与许多重要的调节因子相互作用调节细胞的增殖、生存和死亡。杨田田等发现HSP70及其上游调控因子HSF1在喉乳头状瘤、声带白斑中的表达高于声带息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声带白斑在所有组织中表达最高[19]。因此，推测声带白斑的发生可能与其高表达的HSP70 有关。 6.2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Notch 信号通路在不同器官的多种细胞类型中对细胞的增殖分化发挥着重要作用，可能诱发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多种疾病。Notch 1 是Notch 信号通路中重要的跨膜蛋白。徐成志等人运用免疫组化的方法，检测喉癌组织中Notch 1 蛋白的表达，同时选取不典型增生、声带白斑、声带息肉标本作为对照，喉癌组织中Notch 1 蛋白高表达率为61.3%，不典型增生中高表达率为13．3％，声带白斑中高表达为10.0%，声带息肉中无高表达[20]。这提示Notch 1与声带白斑的形成以及喉癌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的相关性。 6.3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几乎能降解ECM中的各种蛋白成分,破坏肿瘤细胞侵袭的组织学屏障，在肿瘤侵袭转移中起关键性作用，从而在肿瘤浸润转移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被认为是该过程中主要的蛋白水解酶。Bartlett等对临床诊断为声带白斑的患者的声带组织活检的结果表明，在异型角化上皮中四个基因（IGF-1、EPDR1、MMP-2、S100A4）相比非异型角化上皮细胞显著上调，基质金属蛋白酶(MMP-1, MMP-2, MMP-9)基因的表达不同提示疾病的发展与细胞外基质的变性与血管的生成有关[21]。Sandner等研究发现胃液作用下MMP9的表达显著上调，并且DNA 链的断裂增加。反流引起的基因不稳定性变化可能会导致适合肿瘤生长的微环境的改变[22]。声带白斑的癌变可能与基因型有关，这将为今后临床诊断提供帮助。 6.4通过检测Rab coupling protein（RCP）mRNA及蛋白在头颈部鳞状细胞癌组织、癌旁组织、声带白斑中的表达，发现RCP在癌旁组织、声带白斑、头颈鳞癌组织中的表达呈梯形依次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且RCP表达抑制后能明显减弱头颈鳞癌细胞的体外增殖、迁移及侵袭能力[23]。声带白斑组织中RCP的表达高于正常组织，提示RCP可能在白斑的形成，头颈鳞癌的恶性进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6.5 细胞外基质为肿瘤转移的重要组织屏障，细胞外基质蛋白（ECM1）是肿瘤细胞和肿瘤微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分子基础，ECM1与多种恶性肿瘤的侵袭和转移相关。有研究通过分析细胞外基质蛋白1（ECM1）在8例喉良性病变、9例声带白斑和29例喉癌患者中的表达，有25%的喉部良性病变患者表达ECM1，78%的声带白斑患者表达ECM1，100%的喉癌患者表达ECM1[24]。这提示ECM-1在促进癌前病变（声带白斑）以及喉癌的发生、发展及转移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6.6 肿瘤抑制因子p53在维持基因稳定性与抑制肿瘤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鼠双微基因（MDM2）蛋白在调节p53起着发挥重要作用，即使是表达上小的改变也会影响p53通路。MDM2的启动子序列单核苷酸多态性被证明与肿瘤危险因素的增加有关。Zhou等人对146名喉鳞状细胞癌、61例声带白斑和21例健康人进行MDM2基因型检测和血浆MDM2水平的监测，研究了MDM2-309启动子基因的多态性、血浆MDM2与喉鳞状细胞癌的相关性[25]。结果表明MDM2-309的GT基因型与TT基因型相比，不容易发展为白斑和喉癌，血浆MDM2水平在喉癌患者中更高。可以认为MDM2在喉部鳞状细胞癌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一定作用。 7.其他因素 喉部的癌前病变常好发于40-50岁的男性[26]，Zhukhovitskaya等人对声带良性病变患者性别和年龄的调查发现，声带假性囊肿主要发生在年轻（18-39岁）女性，任克间隙水肿发生于老年（＞39岁）的女性，声带白斑和声带息肉主要存在于男性[27]。声带白斑的发生在男女比例上的差别，这可能是由于体内性激素水平的不同，喉的解剖以及发声生理上存在差异。 营养素的缺乏，维生素A的缺乏可能会造成喉上皮的角化，因此临床上维生素A常用于治疗声带白斑。有研究报道过维生素A缺乏的大鼠会表现出声带上皮的角化，并且角蛋白10 和谷氨酰转移酶1发生上调，表明在正常声带上皮中维生素A 通过抑制谷氨酰转肽酶的表达来抑制上皮的角化[28]。所以维生素A缺乏导致的谷氨酰转移酶的上调可能与喉上皮的角化有关。Erdogan等发现一定剂量的维生素A在声带息肉和声带小结的治疗中疗效并不明显，他们表示更高剂量或者更长疗程的使用是否在其他良性或恶性声带病变中有一定疗效还不确定[29]。 上呼吸道的阻塞可能也与声带白斑有关，例如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OSAHS）患者夜间食管高压容易发生胃食管反流，其存在与反流相关的喉部其他疾病如声带白斑、任克水肿等的易感因素[30]。 综上所述，声带白斑的病因有很多，但尚无定论。最近几年的研究主要在胃咽反流和基因蛋白调控方面，但在微生物感染、炎症因子的介导以及免疫因素是否与声带白斑相关的研究不多。因此对于它的病因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针对病因进行早期防治，对于声带白斑以及喉癌的治疗是极为重要的。
吴海涛 2017-03-14阅读量1.7万
病请描述： 6.肺复张：可复张性高的ARDS患者可积极采用肺复张手法，以复张塌陷肺泡和改善肺内分流及低氧血症。临床常用的方法包括控制性肺膨胀、PEEP递增法和压力控制法。不同的肺复张方法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不同，以控制性肺膨胀较为明显。虽然随机对照临床研究并未显示肺复张对预后的影响，但Meta分析显示肺复张可能降低ARDS病死率。肺复张的不良反应包括人机不同步、低血压、低SpO2和气胸，在临床实施过程中需要密切监测。 7.滴定最佳PEEP：肺复张后使用恰当的PEEP避免去复张是ARDS肺保护性通气策略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持氧合的重要手段。由于ARDS肺部病变的不均一性，PEEP的选择需要临床医生在维持肺泡开放及避免过的膨胀的效应间进行权衡。临床常用的设置PEEP的方法包括ARDSnet的PEEP/FiO2表法、最大肺顺应性法、最大氧合法、肺牵张指数法、食道压法、跨肺压法、Express法和超声监测法等，临床应用各有利弊。根据ARDSnet的PEEP/FiO2表法简单，但是欠个体化。最大肺顺应性法通过PEEP递减法滴定选择最大顺应性所在PEEP，临床操作较复杂。最大氧合法需要频繁抽取血气，临床应用受限。肺牵张指数法可根据容控恒流下压力时间曲线进行初步判断，患者压力上升曲线呈现出线性的PEEP为最佳，但是准确监测需要特殊工具或软件。食道压法、跨肺压法需要留置食道压监测导管和设备，临床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目前研究显示，根据氧合法进行PEEP的床边滴定与肺可复张性相关性最佳，以SpO2代替氧合是临床简便易行的PEEP滴定措施，将SpO2维持在88%~92%与将SpO2维持在95%以上相比对机械通气的患者安全的，不增加器官功能衰竭发生率，对患者预后也没有显著影响。 8.重度ARDS早期不应保留自主呼吸：早期重度ARDS，由于牵张反射引起过强的自主呼吸可能导致跨肺压过大，增加应力并导致肺损伤。重度ARDS早期充分镇静并应用神经肌肉阻滞剂抑制自主呼吸，可能避免自主呼吸努力过强导致的肺损伤，可能是通过改善重症ARDS患者人机同步性，降低跨肺压，减轻VILI，改善患者预后；对于轻、中度ARDS患者而言，适当保留自主呼吸可通过膈肌活动增加改善重力依赖区肺泡通气，从而改善通气血流比例，改善氧合。因此应根据ARDS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需要保留自主呼吸，在发挥自主呼吸有利效应的同时避免加重肺损伤。 9.俯卧位通气：俯卧位通气是重症ARDS肺保护及肺复张的重要手段，是经典肺复张手法的延伸和补充，也可明显改善肺部的分泌物引流。俯卧位通过体位改变改善肺组织压力梯度，明显减少背侧肺泡的过度膨胀和肺泡反复塌陷-复张、改善局部肺顺应性和肺均一性、改善氧合，并可能减少肺复张的压力和PEEP水平，降低应力和应变，避免或减轻呼吸机相关肺损伤。俯卧位持续时间长短与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及导致ARDS的原因有关，重症及肺内原因的ARDS需要俯卧位时间长。Guerin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严重低氧血症（PaO2/FiO2＜150mmHg，FiO2≥0.6，PEEP≥5cmH2O）的ARDS患者，早期长时间俯卧位治疗显著降低病死率。俯卧位通气需要有经验的团队实施，以期减少并发症，改善预后。 10.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membraneoxygenation，ECMO）成为重症ARDS患者有效治疗措施：ECMO已成为ARDS规范化治疗中重要的治疗手段。在保护性通气基础上，充分肺复张等措施仍然无效的重症ARDS患者，若病因可逆应尽早考虑ECMO，病因可逆的早期重症ARDS患者通过ECMO治疗可改善预后。H1N1导致的重症ARDS治疗中ECMO作用的Meta分析显示，8个研究共266例患者中，94%为VV-ECMO，ECMO治疗中位时间为10d，随机效应模型评估总院内病死率为28%。高水平机械通气小于7d的可逆性重度ARDS尽早在有ECMO经验的中心进行EMCO治疗可显著改善患者预后。
王智刚 2017-02-23阅读量9025
病请描述： 积极的病因治疗，在保证器官灌注的基础上进行限制性液体管理，肺外器官功能支持是ARDS的基础治疗措施，并根据患者ARDS严重程度进行分层治疗（图1）。在ARDS治疗中，需要遵循以下十个原则。 1.积极治疗原发病至关重要：ARDS是由多种病因导致的临床综合征。在积极支持治疗的基础上，原发病的治疗及转归往往决定患者最终的预后。因此，针对导致ARDS的病因的原发疾病进行有效的治疗至关重要。 2.评估ARDS严重程度：首先需要对ARDS患者进行严重程度评估。ARDS严重程度的评估是分层治疗的基础，不同严重程度需要的治疗不尽相同。根据柏林标准分为轻中重度ARDS，在治疗24h后依据PEEP及氧合情况进行再次评估，有利于选择合适治疗措施。 3.轻度ARDS可尝试采用高流量氧疗和无创通气（noninvasivepositivepressureventilation，NPPV）：当患者神志清楚、血流动力学基本稳定，在严密监测下可以尝试NPPV治疗。预计病情能够短期缓解的早期ARDS的患者和合并有免疫功能低下的ARDS患者早期可首先试用NPPV治疗。研究显示，对于轻度ARDS患者，无创通气成功率可达70%，NPPV明显改善轻度ARDS病人的氧合，有可能降低气管插管率，有改善患者预后趋势。需要注意的是，当ARDS患者存在休克、严重低氧血症和代谢性酸中毒，常常预示NPPV治疗失败。因此，NPPV期间需要严密监测，观察1~2h后病情不能缓解，迅速转为有创通气。高流量氧疗在轻度ARDS患者应用逐渐引起重视。近期多项研究显示是临床简便易行，与无创通气和常规氧疗比较，高流量氧疗降低无创通气相关并发症，同样改善低氧血症，改善高碳酸血症，对病情稍重的ARDS患者降低气管插管率，甚至降低90d病死率，但仍然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证实。 4.小潮气量并限制气道平台压：小潮气量通气是ARDS肺保护性通气策略的重要措施，也是预防ARDS发生的手段。2000年的ARDSnet研究显示，小潮气量降低ARDS患者病死率，明显改变了临床医生的临床行为。实施小潮气量通气的同时，需要限制平台压在28cmH2O以下，减少肺损伤。最近的研究显示，限制驱动压在15cmH2O以下可明显改善患者预后。因此，以驱动压导向的潮气量设定可能成为未来的方向，更好实现肺保护。部分重症ARDS患者可能需要更小的潮气量，实施超级肺保护性通气策略。Terragni等研究显示6ml/kg的潮气量仍可导致1/3的ARDS患者出现肺泡过度膨胀，将潮气量进一步降低至4ml/kg左右、平台压控制在25~28cmH2O时，肺部炎症反应进一步减轻，肺损伤明显减轻。因此，对于设定6ml/kg小潮气量的患者，若平台压在28cmH2O以上，需要进一步降低潮气量，减缓肺损伤。ARDS患者降低潮气量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导致肺泡通气量下降，当肺泡通气量下降不能通过增加呼吸频率代偿时，出现高碳酸血症。“允许性高碳酸血症”是小潮气量保护性通气不良反应之一。目前通过体外CO2清除（extracorporealCO2removal，ECCO2R）技术可以部分克服“超级肺保护性通气”（Vt3~4ml/kg）导致的高碳酸血症。临床可通过动静脉（无泵）或静静脉低流量CO2清除系统实现CO2清除。小潮气量通气不仅适用于ARDS患者，对于非ARDS患者也可预防ARDS发生，减少肺内外并发症。近期多项研究显示，对于非ARDS手术患者，术中采用小潮气量保护性通气明显降低患者肺部及肺外并发症。因此应重视对非ARDS的患者实施保护性通气策略。 5.肺可复张性评估：肺可复张性评估是评估ARDS患者是否需要肺复张及PEEP设置的前提。可复张性是指肺组织具有的可被复张并且保持开放的能力。ARDS患者之间肺组织的可复张性差异很大，可复张的肺组织从几乎可以忽略到超过50%不等，均值约为（13±11）%。可复张性低的ARDS患者即使采用肺复张手法也很难实现塌陷肺组织的开放，对于此类患者，积极的肺复张还可能导致过度膨胀，同时也无需设置高PEEP。反之，对于可复张性高的ARDS患者，肺复张及高PEEP可能有益。ARDS可复张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ARDS病因、病程和病变类型等都影响肺的可复张性。一般来说，肺外源性、早期、弥漫性病变的ARDS肺可复张性高。CT法仍是评价肺可复张性的金标准，一般可复张肺组织超过10%为高可复张性。氧合法临床应用操作较简单，根据肺复张后患者氧合是否改善进行初步判断，肺复张后氧合改善的患者肺可复张性较高。此外床旁还可以通过PV曲线、超声、（functionalresidualcapacity,FRC）或氧合法进行评估。
王智刚 2017-02-23阅读量9344
病请描述： 1.急性呼吸衰竭 A.高流量鼻导管氧疗（HFNC）过去20年，经鼻导管高流量加温湿化给氧系统已被研发用于替代标准的氧输送系统（如文丘里面罩）和无创通气（NIV）。在310例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不伴高碳酸血症的患者中进行的HFNC、标准氧疗、NIV随机化试验表明，虽然在气管插管的比例上与NIV或标准氧疗接近，但HFNC可显著增加无呼吸机时间并降低ICU及90天死亡率。在一项包括238例严重初始低氧血症（PAO2/FIO2<200mmHg）患者的事后校正分析中，HFNC组患者插管率显著低于标准氧疗和NIV组。而严重低氧血症亚组插管率的降低可解释HFNC组随机化后更低的90天死亡率低。在诸多扩展的适应征中，将HFNC应用于喉镜支持下窒息时提供氧合备受关注。这一预防措施目标是增加气管插管患者的最低动脉血氧饱和度。到目前为止，文献中仅见部分个案报道，个案系列以及前后比较研究，这也为HFNC在成人呼吸衰竭气管插管中的应用提供了一定的证据。然而，在一项开放标签随机化试验中，与常规治疗相比，气管插管过程中窒息氧合并不增加最低动脉血氧饱和度。而2015年另一项多中心随机化开放标签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点击蓝字链接查看既往发布：成人加温湿化高流量鼻导管氧疗（HFNC） B.无创通气（NIV）对于NIV成功者，它可以改善患者结局，即避免插管。但与此同时也可使患者结局恶化：即NIV失败者则耽误插管。最新有关目前NIV使用的数据表明更好的患者选择与医生的技术能力与NIV使用量的增加及其成功率、整体死亡率的降低相关。在急性非高碳酸血症性呼吸衰竭的免疫功能不全的患者，Lemiale及其同事报道早期使用NIV与仅实施的氧疗相比并不降低28天死亡率。尽管如此，由于所观察到的死亡率低于预期，研究效能有打折扣。 C.ARDS C1.发病机制新知尽管广泛实施低潮气量呼吸机策略，研究者仍然报道ARDS患者肺部出现早期高纤维增殖活性，后者以往被发现与不良预后有关，死亡率高，和/或延长呼吸机依赖。最近证据表明机械通气尤其是明显出现过度牵张可促进ARDS患者纤维化的产生。Zhang及其同事研究报道了midkine（肝素结合细胞因子，与炎症及组织修复有关）与肺纤维化有关。而17例机械通气的ARDS患者midkine血浆水平高出正常志愿者的三倍，而对培养的人肺上皮细胞进行机械牵张可通过midkine-Notch2-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信号通路诱发上皮细胞-间叶细胞转化。相比之下，急性肺损伤模型的midkine敲除小鼠在使用机械通气时肺纤维化程度明显降低。ARDS时可溶性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sRAGE）水平升高并与疾病严重性及其预后相关。大鼠酸相关肺损伤模型中，肺泡液体清除率与血浆及支气管肺泡灌洗液sRAGE水平呈负相关。因此，sRAGE可能是ARDS期间肺泡液体清除率的一个可靠标志。ARDS的死亡率与非肺性器官衰竭强烈相关，然而脏器衰竭对ARDS相关死亡的特别作用尚未被评估。最近的研究发现支持这样的观念：ARDS是机械通气患者谵妄的独立危险因素，而至少有一部分的ARDS相关的早期死亡可归因于急性脑功能不全。 C2.通气策略：还可以更进一步目前ARDS机械通气策略包括低潮气量和高PEEP。然而，增加PEEP对患者结局的影响明显依赖于其对氧合的作用。更高水平PEEP的益处看似局限于大多数严重低氧血症或对高PEEP下氧合反应明显的患者。现在证据表明越早实施这种保护性通气，患者的存活率就越高。其原理是利用预计的体重来滴定潮气量，从而减少呼吸机相关的肺损伤。基于ARDS患者可供通气使用的肺容积显著下降，Amato及其同事提出了根据呼吸系统顺应性（而不是采用估计的肺容积）对潮气量进行标准化的设想。借助于9项RCT研究数据，他们发现潮气量/呼吸系统顺应性（又叫驱动压，呼吸机上可测）比值最能对患者进行危险分层。然而驱动压的使用仍然需要高质量的RCT研究进行临床实用性与安全性确证。
王智刚 2017-02-16阅读量78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