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请描述：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tumorinfiltratinglymphocytes）疗法属于过继性细胞疗法，通过从肿瘤组织中分离收集浸润性淋巴细胞，在体外进行培养和扩增，然后回输至患者体内以期达到杀伤肿瘤的目的。 1988年，TIL疗法在转移性黑色素瘤的首次临床试验中达到了60%的客观有效率（ORR,Objectiveresponserate）。此后，TIL疗法的临床应用逐步拓展，在宫颈癌等其他实体瘤中也展示出巨大的治疗潜力。 TIL疗法的临床试验目前主要在二线及以上治疗中的实体瘤中进行。黑色素瘤仍然是临床试验最多的肿瘤类型，其次是非小细胞肺癌(NSCLC)、卵巢癌和头颈癌。 目前TIL疗法已在转移性黑色素瘤和晚期宫颈癌中显示出良好的临床疗效，甚至接受过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患者亦可获益。在NSCLC、结直肠癌(CRC)和乳腺癌中也证明了初步疗效。 实体瘤因其高度异质性及复杂的肿瘤微环境对细胞疗法展现出巨大挑战。TIL在多TCR克隆亚群组成、高肿瘤识别特异性及低脱靶毒性方面展现了对实体瘤治疗的显著优势。 TIL在实体瘤治疗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首先，TIL由具有多个T细胞受体(TCR)克隆的T细胞组成，能够识别一系列肿瘤抗原，因此与其他过继性细胞疗法，如嵌合抗原受体T（CAR-T）和TCR-T细胞疗法相比，在应对肿瘤异质性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例如，TIL在含高突变负荷的实体瘤（如黑色素瘤）中表现出比CAR-T更好的临床疗效。 其次，TIL在体内接受肿瘤抗原刺激后，主要由效应记忆T(Tem)细胞组成，它们在表面表达趋化因子受体，例如CCR5和CXCR3，加上它们的肿瘤特异性TCR，使得TIL可以很容易地归巢到肿瘤。 最后，在TIL治疗中很少报道脱靶毒性，这可能是由于T细胞在体内的早期发展过程中TIL的TCR已经经过了对于自身抗原的负选择。相反，工程化的肿瘤靶向单链CAR-T中的可变片段(scFv)或TCR-T产品中的亲和力增强的TCR，可能与正常组织上的抗原发生交叉反应，从而导致毒性。 编者：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分院 骨软组织肿瘤综合治疗中心 主治医师 屈国伦
屈国伦 2022-09-12阅读量3085
病请描述：1986年，美国Rosenberg教授及其团队在一位晚期黑色素瘤患者的肿瘤内部发现少许淋巴细胞的存在。当分离这部分淋巴细胞并经体外测试后，证实这是一种杀癌能力最强的免疫细胞。从此拉开了“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TIL）”治疗癌症的序幕。2012年首次接受TIL细胞疗法的晚期胆管癌病人至今已存活十余年；2019年，美国FDA授予TIL细胞疗法中的LN-145为“突破性”治疗。截止发稿，TIL疗法已在晚期结直肠癌、肺癌、卵巢癌、乳腺癌、肉瘤等恶性肿瘤中取得不错的疗效，在更多瘤种中的相关临床研究也在开展。 一、什么是TIL细胞？ TIL细胞为一种浸润入癌内及癌周的淋巴细胞，由于其执行杀癌功能，因此被视为一群潜伏于肿瘤内部的“卧底细胞”，主要包括执行先天性免疫功能的NK细胞和调节获得性免疫机制的T细胞。但由于肿瘤内部缺血缺氧，高度代酸的“恶劣环境”，往往造成该群细胞数量不足或者功能失调，也就不能对癌细胞形成有效杀伤。 二、什么是TIL细胞疗法？ 通过手术切除或者穿刺活检的方法，从新鲜肿瘤组织中分离得到TIL细胞，通过特殊培养基的孵育，让TIL细胞在体外大量扩增，最后再回输到病人体内。这样TIL细胞的数量和杀伤能力都大为增强。这种分离体内TIL细胞-体外扩增后再回输体内，从而有效抗癌的技术就是TIL细胞疗法。具有如下特点： 1，由于采用一种“天然筛选和富集”的方式，不需要对淋巴细胞进行人工改造，因此与CAR-T细胞疗法和PD-1/PD-L1抗体相比，TIL细胞的靶点更多、肿瘤趋向和浸润能力更强、副作用更小。 2，TIL疗法的免疫细胞来源于肿瘤组织内部及周围，识别肿瘤的能力远高于来源于血液的免疫细胞（CAR-T细胞疗法的T细胞则是来源于血液，在改造之前对癌细胞的识别效率很低）。 3，TIL细胞疗法并不是简单的扩增回输，而是要首先确定患者体内的特定突变，从而利用突变信息找到能够有效瞄准这些突变进行打击的淋巴细胞，才能据此提取这一特殊细胞亚群。 三、TIL细胞疗法的优势： 1，对癌细胞的杀灭更具针对性：由于肿瘤组织的定向筛选过程较为特异，因此能够确保只扩增能识别肿瘤细胞的免疫淋巴细胞，故而TIL细胞特异性更强，杀死癌细胞的效率更高。 2，扩增数量庞大：与其他细胞疗法相比，TIL细胞在体外培养时会加入白细胞介素2，提高存活率，最大限度地扩增细胞，达到百亿级别，更能保证治疗的有效性。而其它细胞疗法如TCR-T疗法的单次输入细胞瘤为10~100亿，CAR-T疗法的单次输入细胞瘤为0.1~1亿，远不如TIL疗法。 3，适应症广：一方面，TIL疗法适合多种实体肿瘤，如胃癌、肺癌、肝癌、乳腺癌、肾癌、食道癌、子宫颈癌、胆管癌、卵巢癌、脑瘤、黑色素瘤等；另一方面，TIL对肿瘤原发灶和转移灶均有明显疗效。 4，安全性高：由于TIL细胞的筛选和富集均为“天然”，体外扩增后回输，安全性高，回输次数少，副作用小。 5，联合其它免疫治疗方式，杀癌效果倍增：TIL细胞经体内筛选富集后，经过体外免疫增强药物如白细胞介素2的“催化”，使其数量和功能显著增加。目前研究进一步证实，若联合现今热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PD-1单抗Keytruda，抗癌作为更为显著。因此，很多科学家对于TIL疗法和PD-1抗体的“双剑合璧”充满期待：PD-1/PD-L1抗体可以解除免疫抑制，让回输的TIL细胞更加“愉快”地杀死癌细胞。 四、TIL细胞疗法的局限性： 作为一种高度差异化、定制化和靶向性的免疫疗法，TIL疗法在有效性、安全性和可及性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1，能提取淋巴细胞的新鲜肿瘤样本难获得（一般只能通过手术获取，需要医院/手术医生的全力配合） 2，具有明确抗肿瘤活性且增殖能力强的TIL细胞难获得（除了后期的体外筛选和扩增，也取决于肿瘤周围是否有比较多的T细胞浸润） 3，由于肿瘤（尤其胰腺癌）内部“恶劣的局部环境”，TIL细胞的数量及功能都会被肿瘤微环境抑制。 4，由于细胞本身寿命的限制，无法保证回输的TIL细胞能在体内长期存活，并且发挥抗癌作用。 5，TIL细胞的分离、筛选、扩增、回输等操作涉及多种系统用药、回输后副反应的管理。 6，TIL细胞的体外扩增缺乏标准流程，受现有技术的限制，目前操作程序成本高、耗时长。更为重要的是，具有资质，能够保质保量完成TIL细胞疗法的单位少之又少。 但毫无疑问，与目前风靡全球的CAR-T细胞疗法相比，CAR-T只对白血病、B细胞淋巴瘤等血液系统癌症效果较好，对实体瘤则收效甚微。但TILs疗法对实体瘤效果则比较理想，是未来提高实体瘤（包括胰腺癌）的重要方向。
刘亮 2022-08-29阅读量1.9万
病请描述：2020年4月，美国FDA首次批准了纳武利尤单抗（俗称O药）联合伊匹木单抗（俗称Y药）的“免疫+免疫”双免疫疗法，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治疗！由于这一双免疫治疗疗效远超传统化疗，因此被认为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去化疗时代”。 O药和Y药都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O药于2014年7月在日本率先获得批准，是世界上首个获批的PD-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Y药是一种单克隆抗体，能够阻滞一个叫做CTLA-4的免疫检查点分子。事实上，它才是第一个上市的现代肿瘤免疫治疗药物：早在2011年，就已在美国获批上市并用于晚期黑色素瘤的治疗。 1，什么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免疫检查点是在免疫细胞上表达、能调节免疫激活程度的一系列分子，它们能防止T细胞过度激活导致的自身免疫损伤，起到类似刹车的作用。但这种保护机制能被“狡猾的”肿瘤细胞所利用，通过上调这一类的免疫检查点分子，肿瘤细胞就能逃脱监视，即“免疫逃逸”。 而上述O药或Y药作为最为重要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就是通过阻断这一类的免疫下调因子，使免疫系统恢复正常的杀伤肿瘤细胞的功能，即“松开刹车”。 2， O药和Y药的“功能机制”和联合治疗的“理论基础”： O药和Y药通过靶向免疫系统中不同的调控元件，执行抗癌免疫作用。如CTLA-4主要在淋巴器官的T细胞活化阶段发挥作用，通过与T细胞激活性受体CD28竞争性结合共同的配体CD80和CD86，抑制T细胞的过度活化。CTLA-4抑制剂即通过阻断CD80/86与CTLA-4结合，恢复T细胞的活性并延长记忆性T细胞的存活时间，从而恢复机体对肿瘤细胞的免疫功能。PD-1主要在外周组织的T细胞效应阶段发挥作用，通过结合外周组织细胞上的配体PD-L1，抑制T细胞的过度反应。PD-1/PD-L1抑制剂即通过阻断PD-1与PD-L1结合，恢复T细胞对肿瘤细胞的识别，实现通过自身免疫系统的激活达到抗肿瘤作用。 就上述功能来说，CTLA4一方面促进更多的抗癌免疫细胞进入肿瘤内部，另一方面还能清除肿瘤内部不仅不抗癌，反而促癌的“不法”免疫抑制细胞如Treg细胞。而PD-1抗体的核心作用，就是激活抗癌的这些“好的”免疫细胞，让他们“打了鸡血，战斗力十足”。如果将CTLA4抗体比做战场上的“政委”，动员一切抗癌的“仁人志士”投入前线；那么PD-1单抗就是“司令”，指挥和激励前线战士奋勇杀敌。“一个政委+一个司令”，抗癌战争获胜希望大增。 另一个比方就像开车，过去我们只是想着加油，但其实，当务之急是打掉肿瘤防御系统。经过研究发现其中最重要的“刹车”有两个：一个是PD-1，一个是CTLA-4，这两个系统相当于汽车的手刹和脚刹。“手刹、脚刹全没松，使劲踩油门冒黑烟就是不往前走。当你松了手刹脚刹，不用怎么给油车就跑了。 3，“O药+Y药双免疫治疗”的疗效分析： 基于上述两个步骤关键点的同时阻断，“O药+Y药双免疫治疗”在一系列临床难治性肿瘤中取得“1+1>2”的效果，已获批6大适应症，横跨6大癌种，如非小细胞肺癌、黑色素瘤、肝癌、结直肠癌肾癌、及胆囊癌。目前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抗癌免疫治疗“新星”。特别在202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报道了一则重磅突破性成果： “O药+Y药双免疫治疗”显著缩小了脑转移黑色素瘤，使一半以上的患者获得临床客观缓解，1年生存率达到82%，远超传统治疗的20%。 4，本中心临床研究之一： 中山医院胰腺外科/胰腺癌综合治疗中心近期参与了一项全国多中心、随机、双盲的Ⅲ期“双免疫治疗（KN046）+吉西他滨+白蛋白紫杉醇”的临床研究（ENREACH-PDAC-01）。这是一种新型重组人源化双特异性抗体，可同时阻断PD-1/PD-L1和CTLA-4通路，恢复T细胞对肿瘤的免疫反应。在该项目的前期研究（KN046-IST-04）中， KN046联合上述AG方案治疗晚期转移性胰腺癌患者已取得了良好的初步效果：客观缓解率（ORR）达到50.0%，疾病控制率（DCR）为95.5%，6个月无进展生存率（PFS-6M Rate）为62.3%；4例患者甚至获得手术治疗的机会。同时这一“优异”的结果被2021年全球ASCO报道。 我们期待这一正在进行的III期研究（ENREACH-PDAC-01）能够获得积极结果，从而证实“KN046联合AG”这一创新方案能使晚期胰腺癌获益，延长患者生存。
刘亮 2022-08-29阅读量1.5万
病请描述：手术完整切除是结直肠癌肝转移(colorectalcancerlivermetastases，CRLM)获得治愈可能的唯一机会，与单纯姑息治疗相比，肝转移病灶手术切除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生存期。 既往数据显示，发现肝转移时，只有20%～25%的结直肠癌患者初始可以接受肝转移病灶手术治疗，其余75%～80%的患者无法行手术治疗，其中原因包括转移病灶体积过大、数目过多、侵犯多个肝段、广泛的肝外转移等。这些初始无法行手术切除的肝转移患者，如转移病灶仅限于肝脏、肝脏和肺部，都可以作为潜在可切除患者。目前尚无明确的标准来区分这些患者中哪部分可能只适合姑息治疗，而哪部分可以接受转化治疗获得手术机会。潜在可切除患者可以通过化疗联合靶向治疗转化后再行手术切除，可以有效改善生存期，其术后5年累积生存率与初始肝转移病灶手术切除患者相似。因此，转化治疗是潜在可切除肝转移患者有效改善生存的重要手段。 目前，奥沙利铂和伊立替康联合氟尿嘧啶类药物的化疗方案仍是转化治疗的基础。一项治疗初始不可切除CRLM的临床研究，通过伊立替康联合氟尿嘧啶/亚叶酸钙方案转化治疗后，有32.5%(13/40)的患者最终接受了肝转移病灶切除手术。一项Ⅱ期临床研究，42例初始不可切除肝转移患者通过奥沙利铂联合氟尿嘧啶(FOLFOX)方案化疗后，25例(60%)患者肿瘤不同程度缩小，17例(40%)患者最终接受手术治疗。另一项研究纳入1104例患者，通过奥沙利铂为主的化疗进行转化治疗，最终有138例(12.5%)患者成功转化并进行了后续手术治疗，术后患者的5年累积生存率达到了22%。在奥沙利铂联合伊立替康联合氟尿嘧啶类(FOLFOXIRI)三药联合方案的转化治疗方面，临床研究证实三药联合方案比FOLFOX或伊立替康联合氟尿嘧啶类(FOLFIRI)两药联合方案更优，FOLFOXIRI与两药的R0切除率为10%和4%(P＝0.08)[9]。有研究报道，FOLFOXIRI组与FOLFIRI组R0切除率为15%比6%(P<0.05)，FOLFOXIRI组与FOLFIRI组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15%、8%，总生存期为23.4、16.7个月。上述研究数据均证实，FOLFIRI方案和FOLFOXIRI方案都可以用于CRLM的转化治疗，FOLFOXIRI疗效要优于两药方案，但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不良反应。因此，FOLFOXIRI仅适用于年龄较轻、体力状况评分较好、可耐受强烈化疗的患者，治疗期间需要密切监测患者的不良反应情况。 高反应率的方案一般意味着更高的R0切除率，而在化疗基础上联合靶向药物可以明显提高初始不可切除CRLM患者的反应率，从而提高R0切除率。 前期研究报道，FOLFOX或FOLFIRI联合西妥昔单抗治疗RAS/BRAF基因野生型且左半结肠癌和直肠癌的患者有效。RAS基因野生型患者，FOLFOX或FOLFIRI联合西妥昔单抗，切除率从32%上升至60%(P<0.05)。另一项随机对照研究，与单纯采用FOLFOX或FOLFIRI化疗相比，联合西妥昔单抗使接受根治性手术患者比例从13%上升到29%，R0切除率从7.4%上升到25.7%。有研究报道，FOLFOXIRI加用西妥昔单抗具有较高的客观缓解率和R0切除率，但是与单纯FOLFOXIRI对比是否可以进一步提高转化率尚无报道。相关数据显示，贝伐珠单抗联合FOLFOX或FOLFIRI化疗也可以有效提高切除率。与奥沙利铂联合氟尿嘧啶(mFOLFOX6)联合贝伐珠单抗比较，FOLFOXIRI联合贝伐珠单抗总切除率(61%比49%)和R0切除率(49%比23%)更高。基于FIRE-3研究和CALGB80405研究数据，RAS基因野生型患者中，FOLFOX或FOLFIRI联合西妥昔单抗反应率高于联合贝伐珠单抗，但并未转化为更高的切除率。因此，化疗联合靶向药物可以有效提高转化率，对于RAS/BRAF基因野生型左半结肠癌和直肠癌，FOLFOX或FOLFIRI联合西妥昔单抗选择更佳，而对于RAS/BRAF基因野生型右半结肠癌患者、RAS或BRAF基因突变的患者，FOLFOXIRI联合贝伐珠单抗转化效率更高可作为首选，FOLFOX/奥沙利铂联合卡培他滨/FOLFIRI分别联合贝伐珠单抗作为次选。但因前者会带来更多的安全性问题，应选择年龄较轻、体力状况评分较好、可耐受强烈化疗的患者。 在一些小样本研究中，肝动脉插管化疗和肝动脉栓塞化疗同样可以达到较高的反应率和R0切除率。有研究报道对于巨大肝转移瘤，肝动脉插管化疗和肝动脉栓塞化疗可以达到更好的缩瘤效果，从而为手术切除创造条件。但目前该类研究数据相对有限，针对结直肠癌潜在可切除肝转移瘤的治疗更多处于探索阶段。 在开始转化治疗后，肝转移病灶是否可手术切除的再评估一般需要每2个月进行1次，主要由多学科团队中的放射影像科医师和肝胆外科医生共同阅片并判断。一旦判断为转化成功，即安排落实后续手术治疗方案。前期研究证实，在开始转化治疗后的12～16周肿瘤达到最大程度缩小。因此开始治疗4个月后如果再次评估无法手术治疗，通常认为后续转化成功的机会很小。在评估过程中，由于受到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的限制，特别针对使用抗血管治疗药物的患者，影像科医生需要从病灶性质改变而不是单纯从病灶大小来评估治疗的有效性。另外，由于长期化疗可能引起肝窦扩张、肝脂肪样变性甚至脂肪性肝炎，为避免过度肝损伤影响手术和增加围手术期死亡率和并发症，建议在患者评估为可切除时，尽快行手术切除。
屈国伦 2022-08-29阅读量1.2万
病请描述：结直肠癌（CRC）治疗强调全程管理，其各线治疗均有相应的规范。CRC化疗药物主要包括三大类，即氟尿嘧啶类、铂类和伊立替康，通常以氟尿嘧啶为基础，联合奥沙利铂或伊立替康，体质好的患者可考虑使用三药联合方案。靶向药物主要分为两大类，即以贝伐珠单抗为代表的抗血管生成药物和以西妥昔单抗为代表的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药物。具体根据患者的基因突变状况、肿瘤负荷、肿瘤发生部位等综合决策。 目前瑞戈非尼在临床应用广泛。瑞戈非尼标准治疗剂量为160mg/d，真实世界中使用160mg/d起始剂量部分患者无法耐受，我们中心常以120mg/d作为起始剂量，若患者可耐受，第二周增加至160mg/d，届时若无法耐受则退至120mg/d。瑞戈非尼治疗CRC常见毒副反应包括手足综合征和高血压，我们中心会采取相应措施对症处理。 目前晚期CRC三线用药主要包括两个TKI（瑞戈非尼、呋喹替尼）和TAS-102，三者的排兵布阵要考虑医保、用药史和病灶所处部位等方面的因素。瑞戈非尼、呋喹替尼已被纳入医保，且若患者一二线使用过化疗，三线治疗时TKI会被优先考虑，在两个TKI之间，CRC肝转移患者可能更倾向于选择瑞戈非尼。 以上三线药物单药治疗有效率在3%~5%，为了提高有效率，联合治疗是最主要的发展方向，例如将瑞戈非尼与PD-1单抗（替雷利珠单抗、信迪利单抗、卡瑞利珠单抗）联合使用，瑞戈非尼起始剂量80mg/d，逐步增加至120mg/d。瑞戈非尼可调节免疫微环境，增强抗肿瘤免疫作用，日本REGONIVO研究结果显示，瑞戈非尼联合PD-1单抗三线治疗晚期CRC，客观缓解率（ORR）可达33%，是瑞戈非尼单药治疗的5～6倍。在联合免疫治疗基础上，有时会联合局部治疗（如TACE、放疗、射频消融），通过局部治疗激活免疫，促进释放更多抗原以增强免疫治疗疗效。
屈国伦 2022-08-26阅读量1.1万
病请描述：乳腺癌和肠癌、子宫卵巢癌等肿瘤容易发生肺转移。肺是继肝脏之后最易发生癌转移的器官,约20%-54%的癌症患者在自然病程中会发生肺转移癌(PM),其中近25%为播散性疾病的肺部表现。无论原发肿瘤为何种病理类型只要无胸腔外转移,患者能耐受手术切除,单一手术或联合化疗均可提高PM患者的远期生存率,甚至可使一些患者得到治愈。单发肺转移是PM的独特生物亚群,切除后生存好于多发肺转移,5年生存率可达20%～40%。决定生存的因素包括:是否可完全切除,无瘤生存期长短,肿瘤倍增时间长短,PM数目及原发癌组织学类型等。 经过长期临床总结，目前对肺转移瘤切除术的适应证及影响预后的因素达成一些共识。手术适应证：（1）原发肿瘤可被控制或已被控制；（2）没有胸外转移存在；（3）所有肿瘤必须可被切除，并有足够的肺功能储备；（4）没有其他更低发病率的替代方案。一般有利与预后的特征有：（1）一个或几个转移（转移癌数目不能太多）；（2）长期无病间期；（3）结直肠癌中的正常CEA水平。不良预后特征有：（1）活动性原发癌；（2）胸外转移；（3）无法获得手术切除；（4）纵隔淋巴结转移。 乳腺癌肺转移 肺是复发性乳腺癌常见的转移部位。有研究报道单纯肺转移的患者约占乳腺癌转移患者中的10%-20%，单纯行化疗的患者5年生存率只有2.4%；而行肺转移瘤切除术的患者5年总体生存率约为27%-54%，中位生存期约为32个月-97个月。乳腺癌肺转移手术效果远远好于没有手术的患者。不良预后预测因素包括：无肿瘤间隔时间<3年、肺转移瘤不完全切除、肺转移瘤个数超过1个、转移瘤HER2受体阴性。 结直肠癌肺转移 有1/4的结直肠癌患者在确诊时存在转移病灶，转移灶最常见于肝脏和肺，结直肠癌肺转移瘤切除术后年生存率约49.4%，双侧肺转移瘤、多个肺转移瘤期结直肠癌为不良预后因素，而术前血浆CEA水平、、CA19-水平以及原发肿瘤位置与预后无统计学意义。I期、II期结直肠癌伴单侧肺转移行肺转移瘤切除可最大获益。 泌尿系统恶性肿瘤肺转移 肾细胞癌肺转移瘤切除术的临床效果虽然没有前瞻性研究，但根据现有临床数据其治疗效果基本得到了认可。有研究报道术后5年总体生存率约为33.4%，中位生存期为39.2个月，肺转移灶是否完全切除是影响预后的关键因素，完全切除者5年生存率为39.9%、中位生存期为46.6个月，不完全切除者则分别为0%和13.3个月；此外，异时转移的5年生存率优于同时转移（43.7%vs0%），单转移灶的5年生存率优于多个转移灶（49%vs23%）；研究提示对于肾细胞癌肺转移患者，转移瘤切除术可能是目前的最佳治疗选择。 妇科恶性肿瘤肺转移 肉瘤和绒毛膜癌较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等上皮来源肿瘤更易发生肺转移。有研究报道妇科恶性肿瘤肺转移瘤切除术后5年和10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40.9%和31.4%，而经过辅助治疗的患者5年生存率约为52.4%，无瘤时间间隔<24个月，肺转移瘤切除术后复发是不良预后预测因素。 对于妇科恶性肿瘤肺转移患者，可能受限于样本量小的原因，目前的研究显示肺转移瘤切除术和化疗的5年生存率尚无显著统计学差异，但前者的5年总体生存率有高于后者的趋势（89.1%vs49.5%,P=0.072），提示手术切除孤立性肺转移瘤（<3个）可能对无复发间隔时间长的患者、化疗耐药患者以及肿瘤再复发患者的预后提供潜在的益处。 还可以点击参考下面的文章： 乳腺肉瘤单发肺转移的治疗方法，乳腺肉瘤孤立肺转移的治疗策略 本文是陆欣欣医生版权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陆欣欣 2022-08-02阅读量1.9万
病请描述： 肠镜检查，粪便潜血，，早发现肠肿瘤 40-75岁高风险人群接受结直肠癌筛查，50-74岁中低危风险人群接受结直肠癌筛查。每5-10年进行1次高质量结肠镜检查；每年进行1次FIT检查。
张振国 2022-05-21阅读量8949
病请描述：来源：健康时报 1、首选肠镜和粪便潜血检测， 其次为肿瘤标志物、基因检测。 40岁及以上人群中，具有如下危险因素中的4项及以上者，评估为结直肠癌高危人群： （1）年龄高于50岁（年龄高于60岁记作两项危险因素）； （2）男性； （3）一级亲属结直肠癌家族史； （4）吸烟或曾经吸烟； （5）体质指数≥23。 如粪便潜血试验呈阳性，则直接评估为结直肠癌高危人群。 推荐40-75岁高风险人群接受结直肠癌筛查，50-74岁中低危风险人群接受结直肠癌筛查。每5-10年进行1次高质量结肠镜检查；每年进行1次FIT检查。
张振国 2022-05-10阅读量1.2万
病请描述：甲状腺BRAF基因检测有用吗?真的有必要吗？是浪费病人钱吗？ 原创 李朋 甲状腺Doctor 2020-06-19 15:03 “再做一个BRAF基因检测吧” --“医生，为什么还要做BRAF基因检测呢?”--“这不是已经确诊是甲状腺癌了吗，还有什么用呢?”--“你们医院是不是想多收钱哦?" 面对很多甲状腺疾病，特别是甲状腺癌患者的不理解，我一开始也是不理解的。这种感觉就好像平时经常看八卦新闻，娱乐新闻的人居然不知道娱乐圈的两大"纪委”。今天我真想和大家讨论一下BRAF在甲状腺癌中的作用。 简单直白地说，BRAF基因在甲状腺癌中的作用就如同“思聪“在娱乐圈的作用---拍板定"乾坤"。 1、什么是BRAF基因? 我知道你们不想看。但是我仍然要写！BRAF基因就是一个基因，一个基因。BRAF基因是一种原癌基因，如果出现了突变，身体患癌的可能性就比较大。BRAF基因的突变与各种癌症相关，包括非霍奇金淋巴瘤，结直肠癌，恶性黑色素瘤，甲状腺癌，非小细胞肺癌，肺腺癌。而V600E代表的是BRAF基因最容易癌变的一个位点。 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突变（突变：当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变成了容嬷嬷）率很高，约29-83%，平均约65%左右。在甲状腺乳头状癌中属于最常突变的基因。经过大量研究证实，BRAF-V600E基因突变与甲状腺癌的诊断、治疗和判断预后都有重要联系。 2、BRAF基因与我何干? 根据多年的研究来看，BRAF基因突变与患者的很多临床指标相关，比如说：颈部淋巴结转移，临床分期，术后复发或者转移还有是否需要碘131治疗等。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基因突变能回答平时很多患者的一系列问题：医生，我这个做完之后容易复发不呢?我需要碘131治疗不呢?医生我还能活多久哦，55555?如果我们把没有BRAF基因突变的甲状腺乳头状癌比作一只温顺的狗狗，那么有BRAF突变的甲状腺乳头状癌则是一只挣脱僵绳的“哈士奇"。 3、BRAF基因如何检测？ 细针穿刺是诊断甲状腺癌最好的手段之一，创伤小，准确率也比较高。但是仍然有20-30%的患者不能完全确诊。如果联合检测BRAF-V600E基因，如果检测到基因突变，那么就基本可能诊断为甲状癌，特异性几乎可以达至可以达到100%。 BRAF突变具体检测方法：手术前：利用细针穿刺的标本检测，可以帮助诊断，对治疗方案的指导也有一定价值。检测时间大概一周。手术后：利用切除标本做成的石蜡切片检测，可以评估预后。检测时间大概一周。 4、有BRAF突变，我能怎么办? “医生，即使我有BRAF，又能怎么办呢？"诊断甲状腺乳头状癌后，需要接受规范的治疗。如果治疗前就检测到BRAF-V600E基因突变，说明肿瘤侵袭性比较强，可能合并多个病灶，所以在手术方案的选择上，就倾向于更大范围的手术方案，以保证手术彻底性。其复发转移概率比没有BRAF-V600E基因突变的更高，所以密切随访观察也很重要。确实目前来说并没有很多针对BRAF突变的良药（别去相信那些“化包包"的神药，看到病人上当受骗，我也是痛心疾首），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更严格的随访和观察。目前针对BRAF突变的药，包括靶向药正在开发之中。我们中心也正在努力为大家提供一个不用开刀不治疗，靠吃药解决疾病的办法，但是在任何有依据的报道之前，大家不要轻信不法商家的宣传。 补充材料（来自：甲状腺病理诊断）： BRAF-V600E基因突变占甲状腺全部检测到的BRAF突变的绝大部分，可见于约45%的乳头状癌，而源于乳头状癌的低分化癌和未分化癌中检出率较低。500多例各种类型良性甲状腺病变中均未能检出此种突变，因此检出V60OE突变实际上可以做出恶性的诊断。大部分具有此突变的肿瘤是经典的和高细胞亚型乳头状癌。外科标本中这两种亚型极少造成诊断困难，但是伴有此突变的肿瘤中有10%属于滤泡亚型，仅凭镜检可能难以直接做出诊断。检测BRAF-V600E突变在甲状腺FNA标本中具有特殊价值，特别是那些交界性和细胞学表现非典型性的标本，因为BRAF-V600E检测可能对绝大多数这样的标本作出明确的恶性诊断。 在1000多例FNA标本BRAF突变的研究中，BRAF-V600E突变的检测与其后外科标本乳头状癌诊断完全吻合。重要的是，此突变可用从新鲜组织或已固定组织中提取的DNA，使用各种分子技术成功地进行检测。四种不同的检测方法（直接测序、比色测定、实时PCR、等位基因特异性免疫荧光标记PCR）在存档FNA标本中对BRAF-V600E突变的检测显示出一致的高敏感性。 BRAF的另一种突变K601E据报道在乳头状癌中的发生率非常低，可见于个别的滤泡性腺瘤的病例。事实上，所有具有K604突变的乳头状癌都是滤泡亚型。BRAF的其他突变，如密码子600附近小的插人或缺失，以及导致BRAF与其他基因融合的染色体重排，这些突变都十分罕见，但对乳头状癌具有特异性。 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李朋医师的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费健 2022-05-01阅读量1.1万
病请描述：最新研究发现甲状腺癌与肥胖有关！ 甲状腺Doctor 2019-11-16 14:54 来源丨重疾不重 甲状腺癌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到底是什么原因？各种说法莫衷一是。除了过度检查外，近期一项研究指出，超重和肥胖可能也是导致甲状腺乳头状癌增多的主要原因。 最近国外的一项研究，使用美国NIH-AARP饮食与健康研究队列的数据，对45.7万年龄在50-71岁，没有癌症的参与者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超重（BMI 25-29）和肥胖者患甲状腺癌的风险增加分别26%和30%。特别患大于4cm的甲状腺乳头状癌的风险，超重的人风险增加了近3倍，肥胖的人的风险更是超过5倍。 在小编的印象里，这为肥胖导致的癌症家族又增加了一个新成员。此前小编在课上曾经分享过，去年的研究表明，至少多发性骨髓瘤、结直肠癌、子宫体癌、胆囊癌、肾癌和胰腺癌、乳腺癌已经被证实与肥胖有关。 如今这项研究表明，每6个甲状腺乳头状癌的患者中就有一个是因为太胖了，而对于预后更差的超过4cm的肿瘤来说，甚至有超过一半人的癌是胖出来的癌。 国外的研究人员在分析原因时指出，超重和肥胖对于甲状腺癌的促进作用不能完全通过体重增加相关的甲状腺疾病来解释。肥胖与甲状腺癌之间的关系可能与高胰岛素血症、慢性炎症以及瘦素、脂联素等脂肪因子水平的改变有关。此外，脂肪组织产生的雌激素可能也与甲状腺疾病、甲状腺癌有关。同时研究人员也预测这种癌症转化成恶性程度更高的甲状腺癌可能性很高。 无独有偶，最近一项国内的研究显示，甲状腺结节在中国人群中较为普遍，其发生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该研究的多变量分析显示，甲状腺结节的独立危险因素包括女性、患糖尿病、高血压、高频率咀嚼槟榔、红肉摄入量高，而低体重则是保护因素。 众所周知，肥胖影响的不仅仅是癌症发生率，它也是影响高血压、糖尿病、心力衰竭等慢性疾病的重要因素。而中国所面临的肥胖问题日趋严重。 因此，我国在“健康中国2030”强调维护全生命周期健康，并制定了15项具体行动，以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的普及，遏制肥胖等疾病的流行，降低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增长人均健康预期寿命。 PS. 2004年，肥胖定义为BMI≥30 kg/m2（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腹型肥胖定义为男性腰围≥90 cm，女性腰围≥80 cm； 2014年,肥胖定义为≥28 kg/m2，腹型肥胖定义为男性腰围≥90 cm，女性腰围≥85 cm。 声明：本文为转载内容，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ay_0113）
费健 2022-05-01阅读量1.1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