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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请描述：桥本甲状腺炎，需要“戒面食”吗？瑞金费健主任：这波跟风要谨慎！ 大家好，我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普外科的费健医生。 最近几年，我门诊里有一个现象越来越明显：不少年轻的桥本甲状腺炎患者，一进诊室就告诉我：“费主任，我已经不吃面食了，面包、蛋糕、甚至酱油都换成无麸质的了。”问她们为什么，答案惊人地一致——“网上说，无麸质饮食可以降抗体、治桥本。” 看着她们认真又迷茫的眼神，我既心疼又担心。心疼的是她们为了健康付出的努力，担心的是这种“跟风式忌口”可能得不偿失。 今天，我就结合一篇2023年发表在《Frontiers in Endocrinology》上的最新Meta分析（文章题目：Effect of gluten-free diet on autoimmune thyroiditis prog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no symptoms or histology of celiac disease: a meta-analysis），来和大家把“无麸质饮食与桥本”这件事彻底聊明白。 无麸质饮食，到底能不能“降抗体”？ 首先说结论，可能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目前的研究证据，还不足以推荐所有桥本患者都去尝试无麸质饮食。但对于同时存在“麸质相关问题的”桥本患者，无麸质饮食可能确实有帮助。 这篇Meta分析由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的内分泌团队完成，系统回顾了所有符合条件的临床研究，最终纳入了4项前瞻性研究，共87名桥本患者（全部为女性），平均无麸质饮食时长约6个月。结果如下： 抗体水平有下降趋势，但未达到统计学显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和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在无麸质饮食后均有下降趋势，但p值分别为0.06和0.07，略高于统计学显著性阈值（0.05）。也就是说，从数据上看，还不能肯定地说无麸质饮食“确定能”降低抗体。 甲状腺功能有明显改善TSH（促甲状腺激素）显著下降，FT4（游离甲状腺素）显著上升。这说明无麸质饮食对甲状腺功能本身有积极的改善作用，尤其是对那些已经处于亚临床甲减或甲减边缘的患者。 真正受益的，是合并“麸质相关问题”的患者当研究者把患者分成“单纯桥本”和“桥本+麸质相关问题”（如非乳糜泻性麸质敏感、或意外发现抗tTG抗体阳性但没有乳糜泻症状）两组后，发现真正的抗体下降和功能改善，主要发生在第二组。这解释了为什么之前的数据“差一口气”——因为效果不是人人都有的，而是特定人群的。 为什么无麸质饮食可能对部分桥本患者有效？ 文章中提出了几个可能的机制，我用大白话给大家解释一下： 肠道通透性（“肠漏”）的改善麸质在某些人群中可能会增加肠道通透性，让一些本不该进入血液的物质“漏”进去，激活免疫系统，从而加重自身免疫攻击。无麸质饮食可以修复肠道屏障。 减少全身性炎症麸质相关反应会促使体内促炎细胞因子升高，而这些细胞因子会进一步加剧甲状腺的自身免疫炎症。 改善营养吸收部分桥本患者存在轻度的肠道吸收障碍，无麸质饮食后，对硒、维生素D等对甲状腺健康至关重要的营养素吸收更好。 结合临床，给你三条最中肯的建议 听了这么多，我知道你最想知道的是：那我到底要不要戒麸质？我给大家三个清晰的建议： 第一，不要盲目跟风“无麸质”如果你没有消化道不适（如腹胀、腹泻、便秘），没有明确诊断的乳糜泻或麸质敏感，也没有特殊抗体阳性，那么目前不需要特意戒掉面食。正常吃馒头、面条、面包，完全没问题。 第二，以下情况可以尝试，但要科学评估如果你确诊桥本，同时存在： 进食面食后腹胀、腹泻、疲劳、脑雾等不适 意外发现抗tTG抗体阳性（但肠镜正常） 正规治疗后抗体仍居高不下、功能难以稳定 那么可以在医生指导下尝试3-6个月的无麸质饮食，并复查抗体和甲状腺功能，看看是否有效。 第三，无麸质不等于健康，注意营养均衡市售无麸质产品往往精加工、低纤维、高升糖指数。盲目戒麸质可能导致B族维生素、铁、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如果决定尝试，建议多选择天然无麸质食物（如大米、玉米、藜麦、薯类），而不是依赖加工食品。 写在最后 作为一名从医30多年的外科医生，我始终坚信：健康干预应该基于证据，而不是流行。无麸质饮食对乳糜泻患者是“必须品”，对部分麸质敏感的桥本患者是“加分项”，但对绝大多数普通桥本患者，可能只是“白折腾”。你想知道你到底属于哪种体质，现在各大医院都有食物不耐受的检测，你可以去测一下。 如果你也在纠结要不要戒麸质，不妨先问问自己：我真的需要吗？如果不确定，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用最专业的知识，帮你分析最合适的方案。 （本文核心观点来源于2023年《Frontiers in Endocrinology》Meta分析，结合瑞金医院临床实践综合解读。）
费健 2026-06-08阅读量10
病请描述：引言：当“工厂”指令出错时 想象一下，我们体内的骨髓是一座高度智能的“造血工厂”，每日精密地生产着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维系着生命的活力。然而，当工厂的核心指令——造血干细胞的基因编码——出现特定“错误”时，便会发出不受控制的增产命令，导致某一类或几类血细胞过度生成。这就是骨髓增殖性肿瘤（MPN），一组包括真性红细胞增多症（PV）、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和原发性骨髓纤维化（PMF）在内的慢性血液疾病。 随着医学的飞速发展，MPN的诊疗理念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它不再是一个令人束手无策的绝症，而更像是一种需要长期、智慧管理的“慢性病”。我们的目标，已从被动控制，走向主动驾驭。 一、精准导航：诊断与分层的“基石革命” 现代MPN诊疗的第一步，是绘制一幅属于患者个人的精准“疾病地图”。这依赖于三大支柱的紧密结合： 1.临床画像：医生会关注您是否有头痛、眩晕、皮肤瘙痒、乏力、盗汗或脾脏肿大等线索。 2.病理窥镜：骨髓穿刺活检如同一次“工厂实地考察”，能直接观察骨髓细胞的形态、密度和纤维化程度，是诊断的金标准之一。 3.基因探针：这是近二十年最重要的突破。通过基因检测（尤其是二代测序技术），我们能揪出导致“工厂失控”的元凶。超过90%的患者存在JAK2、CALR或MPL这三大“驱动基因”之一的突变。它们如同被卡住的“油门”，让造血细胞持续增殖。更进一步，检测ASXL1、SRSF2等“伴随突变”，能更精细地预测疾病进展为纤维化或急性白血病的风险，实现真正的个体化风险分层。 给患者的提示：完善的诊断不是“折腾”，而是为您未来多年的治疗之旅设定最安全的导航路线。请充分信任并配合您的医生完成这些关键检查。 二、靶向狙击：直击核心的“治本之策” 基于对发病机制的深刻理解，靶向治疗已成为中高危MPN，尤其是有症状或脾大患者的核心治疗手段。 JAK抑制剂：按下“失控的油门”。以芦可替尼为代表的JAK抑制剂，能精准阻断异常活跃的JAK/STAT信号通路，堪称“治本”之策。它能显著： ·缩小肿大的脾脏，缓解腹胀、早饱感。 ·快速改善如严重疲劳、盗汗、瘙痒等全身性症状，极大提升生活质量。 ·可能延缓骨髓纤维化的进程。 药物的“进化”：新一代JAK抑制剂不断涌现，为治疗提供了更多选择。例如，国产创新药吉卡西替尼（杰克替尼）已在国内获批用于中高危骨髓纤维化，临床数据显示其在改善脾脏体积、缓解症状及改善贫血方面均展现出良好疗效。这类新药的出现，使得治疗方案可以更加“量体裁衣”。 三、应对挑战：破解骨髓纤维化中的“贫血难题” 贫血是骨髓纤维化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也是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和影响治疗持续推进的关键难题。传统的输血支持治标不治本。近年来，针对贫血的创新疗法取得了重要探索： 红细胞成熟剂——罗特西普：这是一种作用于TGF-β超家族信号通路的新型药物，旨在促进晚期红细胞的成熟。其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贫血治疗中的成功，为MF贫血带来了希望。然而，2025年公布的INDEPENDENCE三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对于需要输血的MF患者，在JAK抑制剂基础上联合罗特西普，虽在数值上改善了贫血指标，但未能显著优于安慰剂组。这提示我们，MF贫血的病理机制更为复杂，单纯促进红系成熟可能不足，未来可能需要联合其他作用于造血微环境或炎症通路的药物。 其他探索方向：针对低氧诱导因子（HIF）通路的口服药（如罗沙司他）在肾病贫血中有效，但在MPN贫血中的价值尚需探索。干扰素（尤其是长效剂型）因能降低驱动基因负荷，也被认为可能对改善部分患者的贫血有益。 四、根治选择：年轻骨髓纤维化患者的“移植决策” 对于高危、预期生存期短的年轻MF患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是目前唯一可能实现根治的手段。 关键决策点在于“时机”： 1.最佳时机：应在疾病仍处于慢性期、尚未转化为急性白血病（sAML）时进行。一项2025年EBMT的真实世界分析显示，在MDS/MPN重叠综合征患者中，移植前已进展为sAML的患者，中位总生存期仅2.4年，复发率超过50%；而慢性期移植的患者，中位总生存期可达7.6年。 2.技术进展：减低强度预处理（RIC）方案和单倍体相合移植技术的成熟，显著扩大了供者来源，并降低了传统移植对高龄或合并症患者的风险，使更多原本不耐受的患者获得了移植机会。 3.决策核心：是否移植，需要血液科医生、移植专家与患者及家庭进行深度、多学科的讨论，综合评估疾病的危险度分层、患者的年龄、体能状态、合并症、供者情况以及个人意愿，共同做出审慎决策。 五、未来已来：2025年ASH等会议揭示的“创新前沿” 2025年ASH（美国血液学会）年会等国际会议，揭示了MPN治疗正朝着更精准、更多元的方向快速发展： 1.精准医疗新标志物：研究发现，NFKB1基因的特定变异（rs230511）与患者对长效干扰素（罗培干扰素α-2b）的治疗反应相关。携带该变异的PV/ET患者，炎症水平更低，达到完全血液学缓解的比例更高。这预示着未来可通过基因分型，预测干扰素疗效，实现“因人施药”。 2.针对特定突变的新疗法： 抗CALR突变抗体：对于占ET患者约25%、MF患者部分比例的CALR突变患者，新型靶向药物（如INCA33989）在早期临床试验中显示出卓越潜力。它能特异性清除携带突变CALR的造血干细胞和巨核细胞，诱导深度分子学缓解，为从根源上修正疾病带来希望。 3.其他联合策略：BET抑制剂、端粒酶抑制剂、PD-1/TIGIT双抗（如ZG005）与JAK抑制剂的联合方案正在积极探索中，旨在克服耐药、提升疗效。 给患者的提示：如果对现有治疗方案效果不满意，与主治医生探讨参加临床试验是一个积极的选择。这或许是获得全球最前沿治疗、贡献于医学进步的宝贵机会。 结语：与疾病共处，为生命赋能 今天，MPN的治疗已进入一个多元化、精准化、充满希望的时代。治疗的目标是立体化的：控制血细胞计数、缓解症状、预防并发症、改善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存期。 作为您的医生，我们想告诉您：确诊MPN，不是一场战争的开始，而是一段需要医患携手、智慧管理的漫长旅程。请主动学习，了解自己的疾病分型和风险；请与您的血液科医生建立稳固的伙伴关系，定期随访，坦诚沟通所有不适；请积极拥抱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合理饮食、适度锻炼和情绪管理。 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拥有现代医学的精准导航和不断扩大的武器库，我们完全有信心，帮助您驾驭MPN，重返充满活力的生活轨道。 （本文内容基于国内外最新临床指南、文献及2025年ASH等会议前沿进展，由三甲医院血液科团队审定，旨在科普。具体诊疗方案请务必在您的主治医生指导下制定。）
庄静丽 2026-05-19阅读量220
病请描述：第二部分2.2.4CD39/CD73腺苷轴的调节 在OSA患者中，T细胞的CD39和CD73表达失调，导致腺苷水平显著升高。这一现象直接影响到免疫系统的功能，进而促进了肿瘤的免疫逃逸。CD39作为一种腺苷酸三磷酸（Adenylictriphosphate，ATP）水解酶，能够将ATP水解为腺苷单磷酸（Adenosinemonophosphate，AMP），而CD73则进一步将AMP转化为腺苷（adenosine，ADO）。腺苷的积累通过与其细胞表面受体结合，抑制T细胞和其他免疫细胞的活性，形成一个有利于肿瘤生长的免疫抑制微环境[30]。 研究表明，OSA患者的T细胞中CD39的表达显著上调，而CD73的表达则可能因腺苷水平的上升而有所下降。这种失调不仅影响了T细胞的功能，还可能导致T细胞耗竭，从而促进肿瘤的生长和转移[31]。此外，腺苷的存在还可以通过激活TAMs等其他免疫细胞，进一步加剧免疫抑制的状态[32]。研究发现，在多种癌症类型中CD39和CD73的高表达与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联，提示其可能成为新的生物标志物或治疗靶点[33]。例如，在结肠癌、膀胱癌和乳腺癌等多种肿瘤中，CD39/CD73的表达水平均被发现与肿瘤的侵袭性和转移能力相关[34,35,36]。针对CD39和CD73的抑制剂，如POM-1（CD39抑制剂）和多种CD73抑制剂，已在临床前研究中显示出良好的抗肿瘤效果，这为未来的免疫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2.2.5miRNA介导的调控机制 OSA患者中miR-21、miR-26a和miR-210这几种miRNA表达上调，与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在肿瘤微环境中表现出增强的生物活性。研究发现，在OSA患者中miR-21可以通过抑制肿瘤抑制基因（如PTEN）和调节细胞周期相关蛋白的表达，促进肿瘤的侵袭性[37]。此外，miR-26a同样被证明在OSA患者中表达上调，并通过调节与细胞代谢相关的基因，促进癌细胞的生长和存活[38]。miR-210被认为是肿瘤细胞对低氧环境的响应miRNA，其在多种肿瘤类型中均表现出高表达。研究显示，miR-210通过调节HIF-1α信号通路，增强了肿瘤细胞的增殖和存活能力[39]。miR-210的上调不仅直接影响肿瘤细胞的生物学行为，还可能通过影响肿瘤微环境的适应性改变，促进肿瘤的转移。此外，研究还发现，miRNA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在肿瘤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miR-21、miR-26a和miR-210等miRNAs可能通过形成复杂的调控网络，影响彼此的表达和功能。这种miRNA-调控网络的形成不仅影响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迁移，也可能影响肿瘤微环境中的免疫细胞功能，进而影响整体的肿瘤进展[40]。 图1OSA引起肿瘤微环境变化的机制 2.3OSA相关肿瘤的临床管理与未来研究方向 2.3.1OSA患者肿瘤筛查及早期诊断的重要性 OSA与多种肿瘤之间的关联日益受到关注，尤其是在合并症较多的患者中。研究表明，OSA不仅可能导致多种生理功能障碍，还可能影响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因此，针对OSA患者的肿瘤筛查及早期诊断显得尤为重要。 OSA患者的肿瘤筛查策略需要结合其多重合并症的背景。许多研究显示，OSA患者常伴随肥胖、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等多种合并症，这些疾病可能影响肿瘤的进展和预后[41]。在这种复杂的临床背景下，增强多学科协作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建立多学科团队，包括睡眠医学专家、肿瘤科医生和内科医生等，可以更全面地评估OSA患者的健康状况，并制定个性化的筛查方案，以提高肿瘤早期诊断的准确性。 扩大睡眠监测及内镜检查的应用对于OSA患者的肿瘤筛查也至关重要。针对高风险群体，如接受头颈部肿瘤治疗的患者，研究发现OSA的发生率显著高于一般人群，这提示我们需要对这类患者进行系统性的筛查[42]。采用多导睡眠监测可以有效识别OSA患者，而内镜检查则可以直接观察到肿瘤病变，从而提高早期诊断的可能性。肿瘤的早期诊断与治疗密切相关，早期发现肿瘤往往可以采取更有效的治疗措施，从而提高生存率。因此，OSA患者的定期筛查不仅有助于发现潜在的肿瘤，也可以及早采取干预措施，降低肿瘤相关的死亡率。 2.3.2CPAP治疗对肿瘤预后的影响 在OSA的治疗中，CPAP被广泛应用，CPAP通过消除间歇性缺氧和睡眠碎片化来改善OSA病理状态，这正是OSA促进肿瘤发生的关键路径。近年来的研究表明，CPAP治疗不仅对改善肿瘤患者睡眠和生活质量有积极影响，还可能对某些肿瘤的进展产生潜在的抑制作用。有研究表明，在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黑色素瘤患者中，CPAP治疗显著改善持续≥3年的睡眠相关症状（如嗜睡、疲劳）[43]，癌症合并OSA患者接受CPAP治疗后，白天嗜睡和疲劳症状明显缓解[44]。值得注意的是，患者依从性对CPAP治疗效果至关重要。CPAP治疗每晚>4小时才能在肿瘤患者中观察到临床获益[45]，而影响依从性的关键除了患者因素（如肥胖程度）还包括治疗方式（如鼻部手术可能提升CPAP耐受性[46]）等。 关于CPAP对肿瘤风险的影响，目前结论尚不确定。但前瞻性数据指出，在黑色素瘤患者中，未经治疗的中重度OSA是独立不良预后因素，而CPAP治疗可改善生存率（降低32%HR）[45]。这种保护效应可能源于CPAP降低IL-17/IL-8等促炎因子水平[47]。在某些特定肿瘤中，CPAP治疗与癌症发病率的直接关联仍需大规模研究验证。如头颈癌患者中OSA高发，但CPAP对头颈癌患者预后的影响仍缺乏数据验证[48,49]。 2.3.3患者生活质量与长期随访 OSA患者的生活质量通常受到其病症的严重程度及所接受治疗的影响。研究表明，OSA患者在接受适当的治疗后，其生活质量有显著改善，尤其是在CPAP治疗或手术干预（如腭咽成形术）后，患者的睡眠质量、日间嗜睡和整体健康感均有改善。相关研究显示，接受手术治疗的OSA患者在术后6个月至48个月的随访中，其睡眠相关的生活质量评分均显著好于术前水平，并与健康对照组相当[50]。另一项研究同样表明，经过舌下神经刺激或其他手术治疗后，患者的AHI指数和生活质量评分均有所改善，且这一改善在长期随访中得以维持[51]。 尽管手术和CPAP治疗在改善生活质量方面表现出色，但仍有部分患者在术后出现残余OSA症状，尤其是在重度OSA患者中[52]。因此，针对残余症状的长期随访和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定期的随访可以帮助医生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个体化的康复方案在提升患者生活质量方面亦显得至关重要。随着对OSA病理生理认识的加深，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给予个性化的治疗建议和生活方式调整，能够更有效地改善患者的整体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例如，针对肥胖患者，除了常规的气道管理外，结合营养咨询和体重管理策略，已被证明能显著提高治疗效果和生活质量[53]。定期评估生活质量并针对患者反馈调整治疗方案，是提高OSA患者长期随访效果的重要策略。通过综合性的评估手段，结合多学科团队的协作，可以更好地满足患者的需求，确保其在治疗过程中获得最佳的生活质量改善。 2.3.4生物标志物的开发与应用 生物标志物在医学研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评估疾病的预后和风险方面。针对OSA与肿瘤之间的关联，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一些生物标志物的潜力，包括CD39/CD73、miRNA及HIF-1α等，这些标志物不仅可以帮助评估患者的风险，还能为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 CD39和CD73是被认为在肿瘤微环境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酶。它们通过调节腺苷的代谢，影响肿瘤的免疫逃逸机制。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患者中，CD39表达上调而CD73表达下调，CD39/CD73轴的失调可能导致免疫抑制，从而增加肿瘤的发生风险。因此，监测CD39和CD73的水平可能为OSA患者的肿瘤风险评估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miRNA作为一种重要的生物标志物，近年来在疾病的早期诊断和预后评估中显示出良好的前景。研究发现，某些miRNA的表达与OSA相关的代谢并发症密切相关，这些miRNA可能在肿瘤的发展中起到调节作用。例如，有研究表明特定的miRNA在OSA患者中表达上调，可能与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转移相关[54]。因此，miRNA不仅可以作为OSA的生物标志物，也可能成为肿瘤预后和风险评估的重要工具。 HIF-1α在缺氧条件下的激活与肿瘤的发生密切相关。OSA患者经常经历夜间缺氧，这可能导致HIF-1α的上调，进而促进肿瘤的生长和转移。研究表明，HIF-1α在OSA患者中可能作为一个重要的生物标志物，指示患者的肿瘤风险和病情进展。监测HIF-1α的变化可以帮助临床医生评估OSA患者的肿瘤风险，并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2.3.5机制研究的深化与动物模型构建 在OSA与肿瘤之间关系的研究中，机制研究的深化与动物模型的构建至关重要。近年来，结合分子生物学技术与临床数据的纵向多中心研究逐渐成为该领域的研究趋势。间歇低氧-动物模型的构建在这一进程中显得尤为重要。通过使用小鼠、兔等动物模型，研究人员可以模拟OSA引起的生理变化，并探讨其在肿瘤微环境中的作用。例如，一项研究使用了慢性间歇性低氧的小鼠模型，显示OSA可以通过上调HMGB1等促炎因子，促进血管生成和肿瘤的进展[55,56]。此外，新的动物模型如通过注射透明质酸诱导的上气道阻塞模型，也为研究OSA与肿瘤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实验平台。 纵向研究和多中心研究的结合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OSA与肿瘤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对不同人群的临床数据进行汇总与分析，可以识别与OSA相关的肿瘤风险因素，并为未来的预防和干预措施提供理论基础。未来的研究应继续探索OSA的生物标志物与肿瘤发生之间的关系，通过多种动物模型的联合应用，深入揭示其潜在的致病机制，为临床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尤其是在结合微生物组和免疫反应等新兴研究领域的背景下，可能会发现更多的干预靶点。 3.结论 OSA与多种肿瘤的发生、发展及预后之间的密切关系逐渐为医学界所重视。从分子机制的角度来看，OSA通过间歇性低氧状态诱导的多条信号通路，尤其是HIF-1α信号通路的激活，显著促进了肿瘤的进展。此外，OSA还通过调节肿瘤微环境，导致免疫抑制以及肿瘤相关成纤维细胞的活化，进而影响肿瘤的生长和转移。这些发现表明，OSA不仅是一个独立的风险因素，更是一个复杂的生物学现象，涉及到细胞间的相互作用及环境因素的影响。 肿瘤的存在及其治疗措施也可能会加重或诱发OSA，形成一个互相交织、动态变化的关系网络。这种现象在临床实践中尤为突出，患者的OSA状况可能由于肿瘤的治疗而恶化，反过来又影响到肿瘤的治疗效果和预后。这一复杂的交互作用强调了在临床上对OSA患者进行全面评估的必要性，以及多学科合作的重要性。通过整合肿瘤学、睡眠医学及呼吸医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我们有望制定出更为合理的治疗方案，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展望未来，针对OSA与肿瘤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我们应聚焦于机制解析，探索OSA在肿瘤发展中的具体角色以及其生物标志物的开发。这些研究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OSA对肿瘤的影响，还能为精准治疗策略的制定提供重要依据。此外，跨界融合的发展将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通过将睡眠医学的研究成果与肿瘤治疗相结合，将有助于为患者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治疗方案。OSA与肿瘤之间的关系复杂而重要，亟需在临床和基础研究中给予更多的关注。通过加强对OSA患者的风险评估与管理，推动多学科协作，我们将能够更有效地应对这一挑战，最终实现提升患者生存率与生活质量的目标。
李善群 2026-05-19阅读量249
病请描述：甲状腺癌复发风险，乳头状和滤泡状“天差地别”！ 一篇读懂复发规律正文作者：费健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从医30余年，专攻甲状腺外科手术与微创消融。中华医学科技奖、华夏医学科技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上海医学科技奖等多项大奖获得者。全网粉丝超100万，线上咨询超10万——不只做好手术，更帮您看懂每一次复发的“预警信号”。亲爱的朋友，您或者家人做完甲状腺癌手术后，最担心的是什么？我门诊里，几乎每天都有患者问：“费主任，我切干净了吗？会不会复发？复发的话还能治吗？”今天，我要跟您聊一个容易被忽略、但非常重要的知识点：甲状腺癌不是“一种病”。最常见的乳头状癌和滤泡状癌，复发规律完全不同。2021年（近期被国内媒体再次解读），权威期刊《Thyroid》发表了一篇系统综述，专门分析了甲状腺滤泡状癌（FTC）复发的危险因素。这项研究汇总了8个国家、1544名患者的数据，平均随访5~23.7年，给出了非常实用的临床指导。作为甲状腺外科医生，我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帮您分清两类癌症的“脾气”，并对滤泡癌的复发风险做到“心中有数”。 滤泡状癌 vs. 乳头状癌：复发“路线”大不同甲状腺乳头状癌（PTC）最常见，约占90%，它的复发多集中在颈部淋巴结。所以术后医生会特别关注B超里淋巴结有没有异常。而滤泡状癌（FTC）虽然少见（约占5-10%），但它的复发更容易“跑远”——发生远处转移（到骨、肺等器官），而不是颈部淋巴结。这项综述显示：在所有复发病例中，64.8%是远处转移。最常见的转移部位是骨骼和肺，少数也会转移到肝、脑。简单说：乳头状癌复发，多在脖子找；滤泡癌复发，要盯着全身看。 滤泡状癌复发的6大危险因素（这篇综述总结）研究通过综合分析，明确了以下因素与滤泡癌复发显著相关：√ 年龄 > 45岁年龄是滤泡癌复发的重要预测因子。超过45岁，复发风险明显升高。与乳头状癌相比，年龄对滤泡癌的影响更大。中年人对于甲状腺结节的干预比年轻人要更加积极。√ 原发肿瘤大小 > 40mm（4厘米）肿瘤越大，侵袭性越强，复发风险越高。这个阈值与乳头状癌类似，但对滤泡癌来说，大小与远处转移的关系更密切。很多病人超声查出甲状腺结节（怀疑滤泡性肿瘤），总喜欢拖着，记住：你的结节越大，风险越大。√ 血管浸润和广泛浸润滤泡癌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容易侵入血管。病理报告中如果提示“血管侵犯”或“广泛浸润”，复发风险显著增加。√ 多灶性（甲状腺内有多个癌灶）同一侧或双侧甲状腺内存在多个独立癌灶，提示肿瘤更具侵袭性。这项研究特别指出，多灶性对滤泡癌复发风险的影响大于乳头状癌。√ 肿瘤切除不完全（切缘阳性）手术没有完全切干净，残留的癌组织是复发的“种子”。首次手术的彻底性至关重要。√ 诊断时已有颈部淋巴结转移或远处转移如果在手术前就已经发现淋巴结或远处转移，术后复发的概率大大增加。尤其是初诊就伴远处转移者，复发风险最高。一个有趣的阴性结果：与乳头状癌不同，男性并未被证实是滤泡癌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性别对滤泡癌的预后影响较小。 复发率有地域差异：亚洲 vs. 西方这篇综述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亚洲国家研究的复发率为 10.6%（877名患者）西方国家研究的复发率为 17.2%（667名患者）差异可能源于手术范围、随访方案、肿瘤生物学特征或诊断标准的不同。但无论哪种，滤泡癌的总体复发率（平均13.6%）高于乳头状癌（通常<5-10%），需要更密切的随访。 对甲状腺患者（尤其是滤泡癌）的临床启示如果您是滤泡状癌患者或家属：术后随访不能只查脖子B超常规复查应包括胸部CT（看肺）、骨扫描或PET-CT（看骨骼）。不要因为颈部没有异常就放松警惕。年龄>45岁、肿瘤>4cm、有血管侵犯者，属于高危人群这类患者建议更频繁的复查（每6个月一次），并完善全身影像学检查。多灶性滤泡癌，复发风险比单灶高如果病理报告提示“多灶”，请务必与医生讨论是否需要更激进的初始治疗（如全切+碘131）。术后Tg（甲状腺球蛋白）监测非常重要滤泡癌分泌Tg，术后Tg持续升高或不降，是远处转移的强烈信号。不要只看B超，也要抽血。如果您是乳头状癌患者：不用过度焦虑——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滤泡癌。您的复发风险相对较低，且多局限于颈部淋巴结。规范的超声随访即可。 费主任的“防复发”行动清单（滤泡癌特别版）首次手术要彻底：选择经验丰富的甲状腺专科医生，确保肿瘤完整切除、切缘阴性。术后危险分层：根据年龄、肿瘤大小、血管侵犯、多灶性等，评估复发风险等级。规范碘131治疗：高危滤泡癌患者，术后应评估是否需要放射性碘清除残余甲状腺和微小转移灶。终身随访，全身监测：每6-12个月查Tg、TgAb、颈部B超，每年或每2年查胸部CT、骨扫描（根据风险）。骨痛、咳嗽、不明原因疲劳：出现这些症状，及时告知医生，排查远处转移。 推荐理由：为什么您要了解这些？这项《Thyroid》的系统综述，是目前关于滤泡状癌复发危险因素最全面的证据总结。它帮助我们区分了滤泡癌与乳头状癌的不同复发模式，让术后管理更有针对性。作为医生，我希望每一位甲状腺癌患者都能“知己知彼”——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类型、复发风险有多高、该重点监测哪里。 费主任的暖心结语亲爱的朋友，查出甲状腺癌已经很不容易，术后还要担心复发，这种焦虑我完全理解。但请相信：科学的随访体系，能帮您把复发风险降到最低，即使复发，绝大多数也能有效控制。 滤泡癌虽然更容易远处转移，但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仍然有很好的预后。您或者家人是乳头状癌还是滤泡状癌？术后复查都做哪些项目？欢迎在评论区分享，费主任会抽空回复。也请把这篇文章转发给需要区分“癌种脾气”的病友——告诉她们：不一样的分型，不一样的随访策略，千万别一刀切。本文数据来源：Granlund MP et al. Risk factors for recurrence of follicular thyroid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Thyroid. 2021. 文中建议需结合个人病理报告和主治医生意见，不可自行更改随访方案。
费健 2026-05-18阅读量252
